I.2012年7月9日半夜12点，北大未名BBS上，一名硕士毕业生匿名发布的一则帖子道出了自己辛酸又无奈的遭遇：因为自己找到的工作月薪仅有8000元，父亲竟对他恶语相向，还不断打电话对他进行骚扰。父亲觉得作为北大毕业生，“一年挣上百万应该毫无压力”，因为曾经对亲戚这样夸过口，所以现在面对他月薪8000元的现实无法接受，觉得很“丟脸”，不惜和他撕破脸。“爸爸，对不起！我北大毕业，但我没能挣大钱、当大官！”这名北大硕士毕业生这样表达对父亲的“歉意”。倍感辛酸的同时，他也不禁向大家发问你们的父母也都是这样吗?’’虽然是在半夜发出的帖子，但这名学生的经历却引起了一众北大学生的共鸣。“我家里认为北大毕业的应该去当市长、当省长”“我老爸说北大毕业的应该进中央”“我奶奶一直说，北大毕业的，当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就可以了”……在众多的跟帖中，这样的“雷人雷语”不断。一名北大学生说，自己的父亲极希望自己能当公务员，“认为这样能提升我们家乡的声望，给他长面子，同时也借着我的声望给家里做点贡献。”名北大博士生跟帖说，“我爸说我如果月薪拿不到1万以上，北大就算是白上了。”另一名北大学生曾和父母说，自己毕业后年薪应该不会低于七八万，没想到父母说：“北大毕业的年薪至少得有几十万才行吧！”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学府的“天之骄子”，父母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够光宗耀祖，希望他们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至少也要当个公务员，而有些人毕业后不过是“泯然众人”，这让很多父母无法接受。在一些家长的眼中，培养孩子上北大是他们最大的一笔投资。“我家里人总是说，人家养猪挣钱，我们培养孩子。”一名学生说，从小到大父母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但到大学之后他就很平庸了，父母也就对他失望了，上大学后他跟父母吵过很多次。北大学生的集体“吐槽”连日来在微博上也引起热论，有网友调侃道：“原来北大毕业生还有这样的烦恼！”虽然大多数网友认为“父母太自私”，但也有网友对父母表示理解。@闳行知青周远科就说：“不能怪父母，他们那代人（特别是在农村）的观念是，上名校就是要当官、挣钱、光宗耀祖，他们辛苦一辈子供我们读大学，不就盼望着子女能过得比他们那代好吗？你读了硕士博士，父母亲戚对你的期望值髙很正常。”不少网友认为，父母应该转变观念，“考大学又不是古代考科举了，进了北大不一定要当官”，'“就算要当官，也不可能人人都进中央”。还有网友认为，文凭并不能说明什么，“现在大学扩招那么厉害”，“进了社会拼的是智商和情商”。2.暑假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门口又出现了游客爆棚的场面。网上流传的一组图片中，北大门口遮阳棚的立柱都被挤弯了。记者现场体验发现，散客排队挤进北大至少要1个小时。根据北大规定，2013年7月15日至8月18日，每日准许散客登记入校的时段是8时30分至11时30分和14时至17时。某日13时20分，当记者赶到北大东南门，此时门口已有约50人，排成了两队。记者在队伍中发现，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的。排在记者后面的一家三口来自辽宁，其中小男孩刚上初一。爸爸一边给孩子扇风，一边对他说：“北大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叫京师大学堂，进去要好好看看，回家后写篇作文。”排在记者前面的是16岁的高一男孩小卢，他是独自一人从河北保定来的。谈起为何要参观北大，小卢只说了“向往”两个字。他还说，“爸妈叮嘱我，来北京了，就得看看北大、清华。”排队的游客们谈起北大，也是充满敬意，还有人说“你看北大门口捡瓶子的都文绉绉的”，引来一阵哄笑。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P说，在中国，很多人总是把名校和功成名就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要受到挑战的，“清华、北大产生了很多富豪，但很多富豪并没有上过清华、北大。”P说，家长应该调整好心态，不要太急功近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Z指出，目前青少年学生身心压力过大，主要源于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希望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取得更高的分数，这让孩子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当中。大多数孩子的成长轨迹都被父母和社会普遍的成才标准所制约，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始终按照父母制订的人生规划来学习、生活、成长。当下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情结，这种情结包含着家长的经验教训，把子女当做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3.未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而是遍布各个阶层的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几乎所有中国孩子胸前都曾飘扬过红领巾，人人都知道它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对于初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与向往。然而没有想到，在某地的一所小学，竟然会由此派生出一条惹眼的“绿领巾”来。“绿领巾”本身并不惹人厌憎。有不少城市在尚不到人队年龄的一年级新生中间试行“绿领巾”，将它作为少先队“预备队”的标记，衬着一张张稚嫩笑脸，像新长出的苗苗一般可爱而充满希望。但这一次，这一小学的“绿领巾”被老师当成“激励没戴上红领巾的学生”的手段，被学生们解读为“差生”的身份标志，因而格外触目惊心。看见孩子们一离开学校就赶快摘下“绿领巾”藏进书包的动作，听见系“绿领巾”的孩子说“不戴怕老师说”、系红领巾的孩子说“你学习差，只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时，这样的触动尤其强烈。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人格健全的公民为培养目标，教育孩子“成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成才”。然而，眼下的现实却恰好相反。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急功近利的态度将“育人”过程挤压得十分扁平，不仅让孩子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学业压力，更将庸俗浅薄的功利化价值观念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差生”，如何能够拥有适度的自尊自重意识、不以对立的情绪看人处世；也很难想象，一个仅因学科成绩优秀或拥有了“红领巾”“五道杠”就被娇纵的“优等生”，即便日后成为“精英”，便会陡然懂得平等待人、体恤弱势人群。一位16岁的“神童”博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应当做“王者”“人上人”，且要求并不富裕的父母付全款为他在北京买房，此等表现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种单薄教育理念的缺失。4.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巳经结束，最终有152万人审査合格，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早在此前，为了能让“有志者”顺利“闯关”，不少公考培训机构大显身手，甚至有“好事”的高校，堂而皇之地开设了以公考应试为目的的“选修课”，乃至“必修课”。公考培训究竟可不可以“入课”、该不该“入课”？尽管当事的学校声称有助于学生就业，应该提倡。但大学当以培养学生“独立自由之精神”为己任，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上过分讲求从现实需要出发，过度“工具”“理性”，难免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最终迷失对大学理想的坚守和追求。作为大学，要有“超脱”气质，大学教育最终让学生获得的，不应是某些知识、某种技能，更不是某个岗位，而应是深植于学生内心和骨髓的理念、情怀和气质。占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开设公考培训选修课、必修课，岂不是有对学生的职业选择进行“诱导”之嫌？此举之下营造出的“全民考公”“考公为荣”的氛围，岂不是为已显畸形的“考公热潮”推波助澜？毋庸讳言，大学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而要关注现实、融人现实。但这种“实际”和“现实”，应是各个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最鲜的研究动态、最准的发展趋势，而不应是瞄准当下的某种流行、某个热门，进而急功近利教授学生某种谋生的技能。高校公考培训进入课堂，说到底是迎合现实的“短平快”行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都难掩其背后的功利心态。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德国教育家洪堡认为，寂寞与自由是高等学术机构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原则。面对强大世俗力量的挤压，大学不能一味“入乡随俗”，相反更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唯有如此，大学存在的意义才愈发彰显，人类文明的精神之光才愈发闪亮。5.高考在中国素有“第一考”之称，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从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自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对高分、对状元的追求，让学校和学生都倍添压力。“我并非排斥学习，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这番言辞犀利的话，是江苏省一名高中学生在数千名师生众目睽睽下的演讲。事后这名学生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众多学子的共鸣，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心声。作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Y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地做、不断地记、不断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J表示，当前的教育模式以中高考为“指挥棒”，培养了一批擅长考试的学生，为学校争取荣誉、增加效益，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功利性可想而知。这种教育模式是将教育设定为竞技场，使青少年为个人命运以及成功进行竞争，同时将所有受教育者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改变了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关爱。今年读高二的小贺已经戴上了400度的近视眼镜。文学——这个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梦，在这些年里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上小学的时候，他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尝试着写了很多尚不能称之为“小说”的故事，用电脑打印出来，还装订制作了封面，拿到亲友中传阅，煞有介事地过了把作家瘾。但现在，小贺早就没时间去做这件事了，他已经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一位北京市民说许多学校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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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唐代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千古绝句里这样吟咏:“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都市中也寄居着这样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老年群体，他们就是“老漂族”。一项网络微调查结果显示，74%的网友身边有“老漂族”;而“没有朋友”“精神上缺乏慰藉”和“想家”，被认为是“漂妈”“漂爸”们最大的烦恼。对于步入中老年的“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是最难过的事，这意味着与原来的社会支持系统相脱离，从而感觉自己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胡兰花(化名)今年56岁，江西上饶人，自从丈夫去世后，一直在老家生活。儿子来湖南株洲10多年了，已经在株结婚，并在芦淞服饰市场开服装店。一年前，儿子把她接到株洲生活，临走时她还自豪地跟乡亲们说，“我跟儿子去享福了。”可到了株洲，她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在不断地画一个圈：早上做好早饭，上午买买菜，中午做做家务，傍晚做好晚饭，等家人回家吃饭，完了之后睡觉。每天的“画圈”生活，让胡兰花感到孤单。儿子忙赚钱，孙儿忙上课，她不能去打扰他们;自己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江西乡音，连媳妇和孙子都听不懂，只能一个人待在家中看电视，偶尔出门晒晒太阳。渐渐地，胡兰花变得内向了。她想念老家，在老家可以到亲戚、邻里家串串门，说说自家的孩子。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65岁的杨大爷如今对这句话更是深有体会。儿子儿媳凭着手艺，在天津开了一家小餐馆。两人忙于打理店面，无暇照料上小学的孙子。于是，2011年暑假，杨大爷和老伴被儿子从河北农村老家接过来，帮忙照看孙子。然而刚到天津，老两口就被现代的城市生活来了个“下马威”。做饭要用天然气灶，如何使用抽油姻机都是现学的；上楼要坐电梯，一排排的按钮让他们有点儿“晕”；接孙子放学要坐地铁，刷卡、上车、找出口，这些城市人驾轻就熟的事，却让老两口在“地下迷宫”里迷了好几次路；连上厕所都改成了抽水马桶，这让用了一辈子蹲坑的老人家直呼“太不习惯了”。看似便捷舒适的城市生活，却和这些“老漂族”的生活习惯大相径庭。在“老漂族”的心中，依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落叶归根”情节使他们本身并不向往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生活和心理的双重不习惯让他们感到失去了自由，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设施，对他们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许多“老漂族”离开老家来到城市，第一感觉就是不自在，常常闷在家里，缺乏活动，日子久了，甚至觉得身体都不如从前了。一旦健康出了问题，麻烦也接踵而至。这些老人们在儿女所在城市大都没有医保，看病、检查身体都要自掏腰包，因此他们最怕看病，更怕住院。老人们大多过得节俭，体恤儿女挣钱不易。高昂的医药费最让他们心疼，就算身体哪里不舒服了也强忍着，不愿意让儿女们知道。异地看病的报销额很少，手续也很繁杂，可谓费时费力，使得“老漂族”难以享受医保的实惠，不敢生病，更不敢看病。今年51岁的齐秀梅到北京快一年了。2014年4月，在女儿生下外孙后，来到北京帮忙照顾。年底时，齐秀梅在北京的医院检查出子宫有问题，必须进行子宫切除手术。但如果在北京做手术，对于异地医保就医，齐秀梅及女儿一家都不清楚相关政策，也不知该如何办理手续。无奈之下，她只得在老伴的陪同下回东北老家做了手术。“家里是加入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个手术下来花了三四千元，全都给报销。如果在北京做手术，一分钱都报不了。而且北京的床位紧张，住院天数少，后续打消炎针只能自己去医院，对身体康复不好。”齐秀梅颇是无奈。齐秀梅的情况并非个案，许多“老漂族”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老漂族”持当地医保卡很难在异地就诊，有些允许异地就诊的，还必须得是全额垫付，再凭单据回医保原籍进行报销。2.古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子女为了梦想、生计，不但自己“远游”他乡，还捎上了父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们背井离乡，随着儿女的脚步，漂泊在陌生的城市，成了“老漂族”。20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研究员潘允康等在天津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中可能在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形态间转变。该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中，年轻人婚后可能有半数左右与父母住在一起，组成主干家庭;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再分开，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家庭;待自己的子女婚后可能又与自己生活一处，重组主干家庭；之后可能会再分离，形成了普遍存在的“家庭生命循环模式”。其中，年轻人婚后依然合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住房缺少”，分家的最重要因素则是“增加和改善了住房条件”。“住房”成为那对主宰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的重要因子，使年轻人(子代)婚后与父代间呈现出“先合再分”式的运动轨迹，可能与当时城市化、现代化刚露端倪、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口流动性尚不强，父代又往往是先拥有住房的一方，合家自然主要呈现出一种“父代权威”基础上的“子代投奔父代”的活动模式。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因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发生巨大变迁。大量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且年轻人成为迁移的主力。这也导致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发生新变化。如若仍将年轻人婚后作为家庭结构变动的考察点，可以发现出现了年轻人婚后与父代间“先分后合”的新规律。具体来看，造成先“分家”的因素变得复杂，可能包括“物质条件改善可以负担住房”“两代人存在诸多差异”“个人主义观念的流行”等，但“到异地（一般是更好的城市）发展”，即“人口流动”成为当前大量年轻人婚后先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笔者对12个家庭的个案访谈中，子代去更好的城市发展，结婚买房独立组成核心家庭的占到了9个。再看“合家”，“抚育孙辈”几乎成为再次形成主干家庭结构的最重要原因。访谈中，有10个家庭的父代谈到合家是为了照看孙子(女)，另有1个家庭是投奔孩子养老，还有1个家庭是帮助子代照顾生意。正因子代先在异地组建了核心家庭并占有更多的资源，往往成为现代家庭势力结构中的优势方，所以生育孙辈后形成的主干家庭，呈现出以“子代权威”为基础的“父代投奔子代”的模式，于是“老漂族”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1.44亿，其中“老漂族”占到近10%。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和老龄化趋势明显，“老漂族”估计还将越来越多。3.“睡得腰上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这是2000年央视春晚小品《钟点工》里，赵本山说的一句台词。他演的是位农村老人，被儿子接到城里，却因为种种不适应而兀自苦闷。现实中的蔡娭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年80岁的蔡娭毑被儿子从湖南的常德乡下接到株洲，住了一个月后，她感到不适应了，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每天闷得慌。她要求回乡下，甚至站在五楼阳台上威胁儿子：“如果不让回乡下，我就跳下去！”“儿行千里母担忧”，放不下儿女，有的“老漂族”义不容辞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也有儿女希望尽孝，把父母接到身边;还有的“养儿防老”，不得已追随儿女漂泊生活。不论什么原因，这些老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难以适应的无奈困境。一组对300名50岁以上“老漂族”的调查数据显示，65.2%的老人认为子女对他们的重视不够，42.3%的老人对家庭生活不满意，79.2%的老人感觉很孤独。此外，64.7%的老人“在家独处”打发闲余时间；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后，49.7%的老人选择了憋在心里不说。如此一来，“老漂族”也日渐成为精神卫生门诊的常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王高华分析，老年人一旦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就是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失去原有的生活圈，使得他们在精神和文化上陷入“孤岛”，加之难与陌生人沟通，往往导致自我封闭。心理专家林紫在处理三代人的家庭问题咨询时还发现，“老漂族”因为感觉为子女的家庭付出很多，会对子女的某一句话非常敏感，“容易受伤”。“更为严重的是，老人住在儿女家，容易产生寄居的负面心理暗示。”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济南正觉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孙卫国分析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父母在子女面前有着极大的“权威”。然而到了儿女家中，儿女作为小家庭的主人，老人的“权威感”便会瓦解，容易产生自卑、孤独等负面情绪。“老漂族”的精神现状可以用“精神空巢”来形容。如果儿女能够理解父母、体谅父母、帮助父母，让他们的精神之根扎下来，那么即使“漂”在他乡，“老漂族”依然能够活得幸福。4.孩子犯了错误，老人总是不舍得批评，儿子儿媳却表示不能纵容孩子。孩子不好好吃饭，老人一口一口哄着喂，儿女却觉得这是溺爱，会惯坏孩子。年轻人生活节奏快，生活不规律，而老人大多习惯早睡早起。年轻人的兴趣爱好、穿着打扮，老人们却常常不以为然。年轻人比较大手大脚，可老人们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剩饭剩菜不能扔，认为每次都要冲马桶太浪费水，而这些老人的习惯，在城市儿女的观念里，就成了“老土”“不卫生”。“老漂族”由于和儿女长年不在一起生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差异很大，缺乏沟通，如此极易导致一些家庭矛盾。这不仅会给老人们带来莫名其妙的孤寂感，也给家人之间带来了隔阂。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尽孝，是城市里儿女的初衷，然而如果考虑不周或缺乏理解和沟通，则会带来家庭矛盾。这是老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老漂族”放弃故乡的生活，来到属于儿女们的城市重新开始，在心理上更加脆弱敏感，更需要亲人们付出加倍的理解和耐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浩建议，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年轻人自己带孩子。实在需要父母带，就要多沟通、多理解。“不管是老人还是儿女，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理解、多包容，遇到问题多为对方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觉得委屈，孤独感就会减轻，就会快乐很多。”他表示，最关键是情感上要多关注父母，对于老人来说，情感上的关注远比物质更重要。以下是部分网友的真实感受。网友秀儿LOGO说：“老漂族”的产生是我国当下社会快节奏发展的产物，应抽空多陪老人聊聊天、逛逛街，关心老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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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一场始料不及的百年大旱，暴露了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种种问题。当前，水污染事件数量日益增多、频率逐渐加快、影响愈加严重。保护水资源，关乎民生，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的建议和提案。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国某些城市也有过成功的案例，然而始终没有“确立”过。记者了解到，目前法院受理的水资源民事案件大多属于个人因水污染而遭受损失的案件，而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水污染事故引起的纠纷没有进人司法程序。“这反映我国亟待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强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诉讼制度，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0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刘贵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益诉讼面临程序瓶颈。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而许多水资源污染没有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因而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入诉讼渠道。“虽然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了两起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程序法律依据不足。”刘贵祥认为。同时，污染损害鉴定等配套机制不健全，举证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刘贵祥告诉记者，由于水污染经常面临技术性问题，如污染源的属性、损害发生及其程度、致病机理、环境资源的价值和可恢复性等，需要由专业人员运用科学技术予以确定，而且因水的流动性强，当事人如果不及时申请鉴定、保全证据，事后往往难以举证。2.往年，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都要准备好几份提案，但是2009年“两会”，他只专心致志地提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关注的，就是环境公益诉讼。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万鄂湘就参加了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学生公益诉讼团体，主要是免费为水污染、森林砍伐等案件提起诉讼，做免费的法律咨询。从那时起，万鄂湘就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理念和机制带回中国。虽然时机一直不成熟，但是万鄂湘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2008年5月，他还专门到污染比较严重的几个湖区及河流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最使我感到有压力的，也感觉到想要做点工作的，就是有一次去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跟我说，他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贵阳人快没有干净的水喝了，而当地的重要饮用水水源‘两湖一库’贵阳市只能管半边，另外半边的K、县照样往里面灌脏水，行政手段都用尽了，想尝试能不能在司法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让贵阳市的饮水安全有保证。”李军的想法与万鄂湘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万鄂湘一直在关注的。“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很大的-个不同就是可以跨区域管辖”，万鄂湘表示，要在我国尽快建立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这当中涉及的问题会有很多，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探索。”首先，必须修改《民事诉讼法》，因为要解决谁来代表原告起诉的问题。还要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国际上一般都是被告来举证，证明A己在环境污染过程中没有责任。还有交费问题、管辖问题等等，应该是一套制度，都跟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不太一样。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这种制度。“大家的环境意识、公益意识增强后，不仅仅是检察院、环保部门以及环保社会团体，还有大专院校等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把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旨来积极推动。”3.环境公益诉讼为何难？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土华村的村民有着切身体会。海珠河网纵横，一脉河水从土华村边绕过，汇入珠江南流人海。土华村村民世世代代靠河为生，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游泳、洗衣。然而，这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自2007年以来，一位名叫陈忠明的广西人在土华村开办了一家洗水厂，在既无工商营业执照，也没向环保部门申请排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漂洗等业务。在漂洗作业中使用的洗衣粉、酵素粉、草酸等洗涤剂，混同服装中的燃料，未经污水处理直接排入该村的公共水域。没多久，清澈的河水变得又黑又臭。愤怒的村民开始了维权之旅，多次前往工商和环保部门寻求支援，但职能部门的罚款并没有斩草除根，缴纳足额罚款之后洗水厂又开始排污。有些村民想将洗水厂老板告上法庭，但如果提起公益诉讼，由于公民个人起诉资格不足，法院很难立案。若提起民事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又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因为即使胜诉，法院通常也只是判决被告返还屈指可数的环境补偿金，而原告却要因此支付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公地悲剧”会造成一种“内部不经济”。一位专业人士用“四难”“四诉”概括了目前环境维权的艰难现状——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胜诉难；没人诉、不愿诉、不敢诉、不会诉。4.环境公益诉讼在近几年来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然而，在云南省昆明市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成立巳一年多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法庭至今未受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据昆明中院环保审判庭负责人袁学红介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严惩污染环境的黑手，昆明市中院在2008年年底阳宗海恶性污染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在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成为中国继贵阳、无锡之后的又一个环保法庭。环保法庭成立，对涉及环保的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实行“四审合一”的新模式，并开门受理公益诉讼。但出人意料的是环保法庭成立后，至今受理并审理了涉及环境保护的上诉案件17件，其中行政案件3件、刑事案件7件、民事案件7件。而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尚无一件。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因目前我国立法空白，公益诉讼还处在理论研讨和探索阶段，要打环境公益官司，原告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庞大的诉讼成本问题。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告诉记者，昆明市环保局就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前不久，在准备一起案件诉讼时，昆明市环保局拟委托一家鉴定机构鉴定被污染区域地下水的水文走向。这家机构派人实地考察后，很快做出了方案，但没想到报价竟达33万元。“除正常办公经费外，环保局很少有其他经费，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垫支。”张永军说。最后，昆明市环保局为打官司东拼西凑，筹集了10多万元垫付。此案也将成为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张永军说，现在打一个环境公益官司，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为诉讼耗费的其他人工费等，加起来得准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要让原告来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可能性太小了。高额的成本，让一些想打环境公益官司的组织或个人望而却步。5.无独有偶，曾经引起社会轰动的江苏首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两个月来，受理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数也是“零”。“我们支持公益诉讼的初衷，是想改变某些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因为在排污费、地方税源等问题上态度不一致，造成消极执法、处理处罚不根治的问题，并据此确立了诉讼原告的主体。”分管该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对记者坦言，“我们是想明确一条新路，想通过司法手段，改变传统的依赖行政执法处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的单一格局，推进环境保护问题的司法保护力度。”那么，如何解释“零诉讼”现象？“从表面上看，没有人来打官司，似乎是因为公益诉讼观念淡薄，没有人来‘管闲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赵建聪对记者说。“相关部门的认识不统一是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赵建聪透露，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检察院积极性不够，因为涉及成本问题，在诉讼地位上也有矛盾，如判决驳回了，是抗诉还是上诉？目前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涉及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在实践中，光操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据他透露，在不久前的有关水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上，仅涉及的管辖问题，就有着很多争议。“很多水环境污染都是流域性的，跨越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例如太湖的问题，就涉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无锡区域的太湖水质问题，涉及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等多个地市，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即使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如在一个流域内通过指定相关海事法院管辖审理，也同样面临着审判力量不足、取证不及时、管辖范围过大的问题。”据无锡中院环保法庭法官分析，还有一个可能是，企业的排污巳经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另外，目前对水环境污染等直接损害自然人的损害程度，还缺乏一些科学的根据。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市百万居民饮用水危机。“蓝藻究竟会给个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普通公民往往不具备用专业技术和装备检测、举证的能力，目前又没有独立的中介机构和环保组织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些都给司法认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标准造成了极大难度。”这位法官说。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的污染者，法律真的能够“药到病除”吗？黄田港村村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样的案子，告到包青天手里才有用！”黄田港村冷老太太，完全不相信打官司能让码头整改.，环境污染案件判决和执行之难，在以往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中，显露无遗。由于制造污染的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法院在审理案件和执行对制造污染企业的判决中，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扰。法律在GDP面前，常常偃旗息鼓。福建“屏南绿色之家”会长张长建，最能体会污染官司打起来有多难。屏南是福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建起一座生产氯酸盐的化工企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化工厂与县城居民为邻，“距离县政府只有1公里”。当地居民发现，化工厂制造的污染，造成周边植被死亡，当地癌症高发。经过上访、媒体曝光，化工厂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扩建。后来，污染受害者得到了王灿发教授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11月立案，一直拖到2005年才开庭。这么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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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人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法国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英国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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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2012年9月，甘肃小伙刘文波在河南洛阳救出两名溺水女孩，自己则不幸溺亡。然而河南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却明确表示，下河救人不属于当地见义勇为条例的适用范围。此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广泛质疑。以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刘文波舍己救人、英勇献身，其行为当属典型的见义勇为。而按照河南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的意思，根据1998年出台的《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目的必须是维护社会治安，构成的要素必须包括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与重大的治安灾害作斗争”，刘文波的救人行为并不具备“与犯罪分子和重大治安灾害作斗争”的条件，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很显然，这种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理解与认定有失偏颇，大大缩小了见义勇为的范畴，过于机械。与河南相邻的河北省，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文件出台于2004年，但连标题都与河南不一样了：《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其中对“见义勇为”的界定是这样的：“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个人非因法定职责，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要是刘文波是在河北省救人，其行为就完全符合“见义勇为”的定义。现在的情况是：舍身救人的刘文波，显然是在“错误的地方”碰上了“错误的官员”。2.2012年11月4日9点40分，M市公交车驾驶员张师傅开着他的8路车从起点站出发了。途中他发现车上有两个惯偷，于是他格外留心。当行驶到一站点附近时，张师傅透过后视镜发现，一小偷正在用镊子夹一名男性乘客的钱包。这时恰好有乘客下车，张师傅把车停住，走上前让两小偷下车。事件的发展出乎了张师傅的预料，小偷不但不害怕，反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伤人。趁车门开着，两小偷把张师傅往车外拖，还扬言，要“弄死他”。搏斗中张师傅中了三刀，脾脏破裂，被送人医院抢救。事件发生后，行凶的两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可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而被偷的乘客当时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既没有出手相救，甚至也没有协助报警。车上的20多名乘客，一度也没人站出来为他作证。因为取证困难，张师傅见义勇为的认定久久没了下文，这样一来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就慢慢地传开了。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10天之后，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为张师傅作证的小伙子彭某，H省人，事发当天他是从外地到M市出差的，当他后来又返回M市的时候，听说了让他感到不解的传言，于是就站出来为张师傅作证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是个瘦弱的书生，他当时是在车上帮着张师傅和歹徒搏斗的唯一的乘客，而他将其中的一个盗窃嫌疑人交给警方之后，自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他说：“确实是司机阻止小偷偷窃，然后赶小偷下车，小偷动手打司机，然后我帮助了他”。这样的证言，对于公安机关对此案的定性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两个行凶的歹徒也终于承认事发当天，由于张师傅揭发了他们的盗窃行为，他们才拔刀行凶。而据央视2013年6月一套节目的报道，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张师傅的工伤认定及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仍然在程序当中，现在还没有结论。3.2011年10月18日，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颁发一个荣誉。这个荣誉来得似乎晚了些：距离义举，已经过去了10年。2001年10月13日晚10时40分许，李春云骑摩托车带着朋友途经下关苍山路时，看到一劫匪正在抢拉一女子的挎包。在追赶劫匪的过程中，李春云不幸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民警找不到被抢女子。目击者说，当晚她捡起地上的包就匆匆离开。侦察人员做了大量调査后，决定将李春云的行为上报为见义勇为。但“由于受害人未报案，通过我局登报和上电视等多种渠道多方查找，均未找到被抢的女受害人，所以李春云的见义勇为未被批准。”警方表示。此后10年间，其父刘兴福数十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得不到解决。有邻居惋惜道：“你儿子干错了，管他抢不抢，现在人没了，喊天天不应啊！”听到这些，刘老汉夫妇心酸至极。他说自己整晚整晚睡不着，和老伴一起淌眼泪。记者采访时，他在电话中问记者：“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记者无言以对。“有个主任跟我说，政府不会让你家又流血又流泪，等案子破了会给你一个交代。可是公安也尽力了，案子什么时候能破啊？”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想不通，有和儿子一起追贼的和勇宏作证，有旁边卖水果和烧烤的人作证，还不够么？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受害女子和抢劫的人才能证明“见义勇为”？转机发生在2011年，刘兴福老汉在电视上看到省外多个类似案例，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他决定再为儿子一搏，来到昆明，找到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李春光律师。接待老汉的李春光、陈春娅两位律师决定为刘老汉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根据《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的规定，是否应认定为见义勇为，应重点把握的是李春云的行为是否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斗争。大理警方经过大量侦察工作，得出“李春云为制止抢劫犯罪，与犯罪嫌疑人勇敢搏斗，被其砍伤，献出宝贵生命”的基本事实已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精神，应予认定为见义勇为。有关方面仅以“无受害人报案”为由拒不认定于法无据。无受害人报案仅表明该受害人放弃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不能据此否定李春云见义勇为的事实和性质。两位律师同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最终在舆论引导下，大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于10月18日同意认定李春云为见义勇为。10月21日，刘兴福收到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及3万元奖金。4.2012年8月，广东佛山16岁女孩李舒舒为救1岁女童雯雯，自己腿部不幸被车碾压。在事故责任认定中，当地交警确定李舒舒实施了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对自己的受伤，也应承担25%的责任。对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见义勇为者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若如此，是不是会对群众见危相助的热情起到消极影响？针对公众关切，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已作出回应，责令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事故认定复核程序。这一事件之所以让人们不能释怀，就在于面对李舒舒的见义勇为行为，目前只看到交警这一环节对李舒舒的责任确定，而没有后续环节“国家买单”制度的及时跟进，难免让人产生“好人没有好报”的疑虑。不久前，民政部、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对见义勇为者从生计、医疗、教育、住房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政策。这一“国家买单”制度，即是在为见义勇为者进行全面托底，消除其后顾之忧。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道德冷漠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让人们产生“做好事有风险”之感。也因此，只有实施“国家买单”制度，才能更好地扭转社会风气，使道德风尚进入良性循环。实施“国家买单”制度，与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责任确认并不冲突。事实上，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常会出现种种过失，那种危急时刻实施完美救助而无一点伤害的情形，在现实中很少出现。更多情况是，可能给自己或第三方带来伤害。比如，司机为了送病患紧急赴医违章而造成第三方重大伤亡；再如，不习水性，却救落水之人，施救者自陷险境。显然，对无辜的第三方受害者和对自己的受伤害，见义勇为者应担部分责任。如果因为有善意的目的而淡化应承担的责任，可能会给“不负责”的鲁莽行为大开绿灯。以李舒舒救人案为例，救人当属见义勇为行为，但不能因此就让肇事车主承担本不该他承担的那部分过失；见义勇为者或许该为救人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担责，但国家理应为见义勇为者“撑腰不仅需要对他们的高尚品德以物质奖励和精神弘扬，同样需要对他们救人过程中产生的伤害、造成的损失给予托底买单。5.路遇飞车抢夺，毅然驾车尾随追击。没想到发生碰撞，致劫匪重伤不治，并造成无辜路人受伤及财产损失。湛江吴川市男子凌华坤的行为最终被认定见义勇为，但因殃及第三方所面临的高额赔偿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一一获奖5万多元，但自家损失及赔偿别人已支出9万多元。凌华坤不仅没能享受政府奖励和社会赞扬所带来的愉悦，相反却因见义勇为伤及第三方让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陷于困顿，多重压力已让凌华坤难以承受，为此他恳求政府出手相助。从感情上讲，我们都希望有关政府能够及时给予帮助，尽快消除见义勇为者的现实困境，至少让凌华坤恢复到见义勇为之前的“原状态”。当然，这只是最低要求。如从情理上讲，除了让凌华坤的生活回到从前之外，还应当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他见义勇为行为的褒扬。尤其在见义勇为行为日益成为社会稀缺资源之际，政府和社会及时有效地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和眼前之困，不让见义勇为者得不偿失、“流血又流泪”，就显得更为重要。按照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凌华坤的见义勇为行为不仅不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也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安等相关机关的拖延回避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凌华坤的精神折磨，也是对社会正气的打击。同时，公安机关也应及时对事故进行定性，这样既可以明确责任，防止受害人的无理纠缠，避免在索赔上的狮子大开口，使问题陷于被动。即使依法该由凌华坤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必回避，毕竟见义勇为也不是无条件的“免责牌”，而且也只有明确了责任，政府和社会才能及时启动和采取救助或捐助等措施来帮助凌华坤履行赔偿义务，从而给爱心付出以充分的补偿，避免让爱心受到误伤。国家和社会鼓励和褒扬见义勇为的根本目的，一是避免公共利益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二是弘扬社会正气，维护正义。但前者是核心和基础，因为如果不能有效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见义勇为就失去了依据，弘扬社会正气也失去了依托。那么，能不能在维护部分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完全不顾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放任见义勇为行为对其他无辜公民的侵害呢？根据我国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刑法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规定了“限度”，行政法也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即使警察打击犯罪也不能无视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再说，以给其他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或巨大损害为代价的见义勇为行为，本身也背离见义勇为的目的和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凌华坤驾车追击到“来往车辆和行人较多”路段后仍紧追不舍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也有违背法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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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某酒店一包厢，6名顾客“酒足饭饱”后离开。记者注意到，餐桌上至少还有一半的菜没吃完，一盘鱼几乎没动，一盘羊肉还剩一大半，甜点和水果基本没动，一瓶已经打开的葡萄酒，还剩下三分之二……记者打听了一下，上述这餐饭花了将近2000元。“他们好像有生意往来，晚上喝了很多酒，但没怎么吃菜。”酒店服务员说，类似交际应酬的饭局，基本上都点菜超量，也很少人会打包。做生意的林先生经常宴请客户，在他看来，尽管知道点的菜可能吃不完，但如果不够丰盛，就显得太不体面，生意或许会受影响。“很多时候，菜才吃了三盘左右，大家就开始猜拳喝酒了。”林先生说。像这样的“面子饭”，在很多酒店成了主角。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负责人吴先生告诉记者，这种应酬宴席，人们往往倾己之力，备上最好的酒菜，每桌三四千元很正常，四五千元的也习以为常，高端的甚至每桌上万元的也有。而真正开席后，却往往因为拼酒而顾不上吃菜，有些菜甚至没人动过。主人又碍于面子，不愿意打包。有时候工作人员打包好了，主人却已和客人寒暄离场。在某中餐酒楼的茶水区墙壁上，“文明用餐，杜绝浪费”的提示牌醒目地贴在墙上。经理钟某告诉记者这张提示牌一直都贴，大部分客人还是能够将没吃完的食物打包带走的，但是也有例外，在我们这里就餐的客人大约有三分之一都会出现剩菜较多并不愿打包的现象，特别是商务宴请或婚宴。有时候安排好的一桌人有几人缺席，一桌菜就会剩下很多。”“餐厅服务员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会不会主动建议少点一些？”记者问道。“通常的茶食、饭食，因为要计茶位，点餐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提醒客人先上着，不够再点。但是婚礼或商务宴请那些，很多市民还是更注重面子和待客礼仪，比如有些举办婚宴的人指定必须要有鸡、鸭、鱼、肉或海鲜类菜式，请外地生意合作伙伴吃饭一定要酒足饭饱才算尽到地主之谊等。”就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市饮食协会相关负责人黄先生，他告诉记者，由于饮食业竞争激烈，点菜时主动提醒食客不要过量点餐的商家的确较少。2.吴先生：一顿饭38道菜倒掉近一半因工作关系，最近参加了几次单位的公款宴请，每次十来个人参加，桌上的菜一般在20道以上，从昂贵的海鲜到本地产的甲鱼、野鸡、野猪等，各种山珍海味一应俱全。一桌菜一般价值在4000元以上，喝上四五瓶高档五粮液，再加上每人一包高档香烟，每次公款吃喝花费不低于1万元。让人心里纠结的是，菜上得太多，根本吃不完，最后上的几道菜往往连筷子都没动，就被服务员倒进潲水桶。最让我感到揪心的，是某单位在一家高档大酒店的一次宴请，大包间足有200平方米，一桌主客加在一起共21人。我仔细数了数，从宴席开始到结束，共上了38道菜，除了几个小菜外，多为高档海鲜和本地高档特色菜，1420元一瓶的高档白酒喝了10瓶，1500元一条的高档烟开了3条。我问过结账的人，这一桌宴席共花费24800多元。宴席直到大多数人喝得头昏脑涨、打着饱嗝才结束。我看了看桌上的菜，接近一半没吃掉，另有四五道菜根本没人动筷子。在这种场合，一般人都好面子，谁都不好意思打包，剩下的菜全部被服务员倒进了潲水桶，估计浪费的菜价值不下1500元，实在可惜。王先生：看见公款吃喝剩那么多菜，心疼！在某家连锁酒楼，公务、商务宴请主要集中在酒楼的十几个包房。据服务员介绍，其中一间包房内是一个公务宴请活动，就餐标准是十五人四千元，人均消费270元左右。客人走后，记者和酒楼厨师走进去发现，有四五个菜品基本没动，其中一道菜叫全家福，价值688元，里面的食材主要是鲍鱼、鱿鱼、大虾等，但就是这样一个大菜，客人却只吃了不到一半。在另一间包房，菜品浪费更为严重，三四道大菜客人都只吃了不到一半，最后服务员只能将他们作为厨余垃圾倒掉。酒楼经理说，餐厅的食物浪费主要集中在包房。总厨师算了一笔账，餐厅内平均每位客人用掉4斤菜、1斤肉和1斤主食，根本吃不完，每天要倒掉两千多斤剰菜。事实上，记者调查的这家酒楼属于中档，包间人均消费两三百元就算高的，而比这档次更高的场所在全国有很多。有媒体调侃说，公款吃喝的陋习行之有年，点一大桌菜，让客人吃到撑，喝酒喝到昏，主人才有面子，反正“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我开饭店十几年了，说句实话，我最喜欢和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打交道，感觉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宴请客人大方，客单价也高，但看见公款吃喝剩那么多菜，我还是心疼！”郑州一家高档饭店的负责人王先生说。3.宴请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逢事必吃已是中国的一大习俗，特别是在职场公关和生意谈判上，宴请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包间是密谈“私事”的“第二会议室”，酒席是讨价还价的“第二谈判桌”，此时宴请的意义已不在吃喝本身，其级别的高低、规模的大小，关系着事情的成败；此刻浪费与否也和胃口无关，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贵的饭菜，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皆算是小钱儿。其实，相似的情景同样存在于民间。中国人本来就好客，经典表现是在宴请上特别慷慨，哪怕自己回头再去“窝头咸菜”。再加上“物极必反”，我们过去总为请不起客人吃饭而尴尬，现在富裕了，请起客来一定要大大方方，痛扫昔日之寒酸。坊间流传笑话说假如有了钱，豆浆我要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其实这也并非完全是笑话，而是一些人的心理写照。所以才会出现餐桌上过度地大吃大喝，出现某些地区庆祝喜事要连吃三日的奢华之象。而任何事物，一旦演变成习俗，就会积重难返，譬如说宴请，当奢侈之风在整个社会形成后，你想免俗就会被视为“吝啬鬼”。于是，即使那些不想在“舌尖上浪费”的人们，迫于习俗的压力，也要在宴请时作出违背个人意愿的事。在中国，餐饮浪费除集中表现在餐馆、饭店过度消费的酒席上，还突出表现在学校，特别是大学的食堂里。记者去天津某大学中的一座食堂就餐，随便采访了正在收拾着剩饭的两位清洁女工，她们告诉记者，每天中午，仅她们所在的这一层楼的餐厅，扔掉的早中餐剩饭就有8大桶，那桶半人高，能装四五十公斤。记者站一边观看，发现吃空餐盘者极少，有些饭菜没动多少就被送到清洁女工这里，后者把餐盘往桶里一倒，剩米饭、剩馒头就瞬间变成垃圾。此校有两座大食堂，每座两三层，仅这一层扔掉的剩饭就有8大桶，所有楼层加起来该有多少桶？天津数十家大专院校，全国数万家大专院校，加起来浪费的饭菜该有多少？学生吃饭绝非公款消费，为何也会如此浪费？一是因为上行下效，当整个社会从南到北、从上到下都在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时，还有多少人能给青少年作出节省粮食的榜样？其次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一些养育方式，也使很多青少年自小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过去供应短缺，孩子又多，家家父母自小教给孩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糟蹋粮食的孩子会受到家长的责骂，甚至是惩罚。到了独生子女的时代，家家对孩子娇生惯养，很多孩子吃饭挑食，养成了不吃就扔的习惯，“不好吃的东西凭什么让我吃！”在他们眼里似乎已成“公理”，以致到了学校的食堂后，稍不合口的食物随手就扔。记者不止一次看到，有的大学生饭菜端来吃上几口后不满意，立刻把餐盘一推，重新去买其他的饭菜；有的干脆一次性买来好几份菜，拣其中对口儿的吃点，其余全部倒掉。万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后备军，他们马上就要走向社会了，他们早在家里、在学生时代就已养成了“舌尖浪费”的恶习，试想他们是否也会成为整个社会“舌尖浪费”的后备军？结果应当是肯定的。4.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不节约粮食，我们就可能面临粮食危机。一项针对北京部分大学餐后剩菜、剩饭情况的调查表明，倒掉的饭菜总量约为学生购买饭菜总量的三分之一。按全国大专以上在校生总数量2860万人（2009年底数据）计，大学生们每年倒掉了可养活大约1000万人一年的食物。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年6月13日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倘若这些粮食中有1/4能够得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目前约为9亿的饥饿人口。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显示，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2300元/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当今中国，大量贫困人口视粮食如生命。广西大学农学院李教授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访问时表示：根据初步调查，每个家庭或每个饭馆都有10%左右的粮食被浪费了，一般人认为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才10%嘛，还有90%都用掉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从国家的层次考虑的话，那么10%就等于我们10个省中浪费了一个省的粮食，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5.“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中的食物。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吗？”北京市一家民间公益组织推行的公益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网友认可，许多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官方认证的餐饮行业也都加入到“光盘行动”中来。一时间，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吃干净的餐具和打包带走的剩菜剩饭成为风尚。网名为“DLTV东伊”的网友说支持光盘行动。想想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孩子们，自己节省的每粒米每棵菜都足以为他们撑起一片天。大家一起来行动！不留剩饭，节约粮食！”网友“快乐的神奇豆豆”发布了自己在餐馆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我要做一个传播正能量的‘光盘族’，大家看看我吃得干净吗？”同时，也有较为知名的连锁餐饮行业在微博上建议：“餐厅应建议大家适量点菜，如果吃不完最好打包，希望所有的餐饮业同行都能行动起来，尽一份力。”网友“日光倾城sunnyaty”说每次参加各种宴会，最后剩下的菜那叫多啊，就那样给倒了，真让人心疼。明明吃不完，但点菜时非得点得多多的，否则就觉得没面子。大家都这样做，也就不觉得自己错在哪里，真让人无语。”网友“xfwangwu”则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面子？不知这是抹黑了谁的脸。”“理性吃饭并不等于吃不饱、吃不好，酒店厨师也并不希望看到餐桌上剩下一动未动的菜。”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周先生说。“中国已经过了劝人吃饭的年代，健康的吃饭理念、理性的生活方式会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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