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1.一场始料不及的百年大旱，暴露了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种种问题。当前，水污染事件数量日益增多、频率逐渐加快、影响愈加严重。保护水资源，关乎民生，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的建议和提案。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国某些城市也有过成功的案例，然而始终没有“确立”过。记者了解到，目前法院受理的水资源民事案件大多属于个人因水污染而遭受损失的案件，而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水污染事故引起的纠纷没有进人司法程序。“这反映我国亟待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强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诉讼制度，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0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刘贵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益诉讼面临程序瓶颈。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而许多水资源污染没有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因而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入诉讼渠道。“虽然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了两起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程序法律依据不足。”刘贵祥认为。同时，污染损害鉴定等配套机制不健全，举证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刘贵祥告诉记者，由于水污染经常面临技术性问题，如污染源的属性、损害发生及其程度、致病机理、环境资源的价值和可恢复性等，需要由专业人员运用科学技术予以确定，而且因水的流动性强，当事人如果不及时申请鉴定、保全证据，事后往往难以举证。2.往年，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都要准备好几份提案，但是2009年“两会”，他只专心致志地提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关注的，就是环境公益诉讼。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万鄂湘就参加了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学生公益诉讼团体，主要是免费为水污染、森林砍伐等案件提起诉讼，做免费的法律咨询。从那时起，万鄂湘就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理念和机制带回中国。虽然时机一直不成熟，但是万鄂湘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2008年5月，他还专门到污染比较严重的几个湖区及河流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最使我感到有压力的，也感觉到想要做点工作的，就是有一次去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跟我说，他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贵阳人快没有干净的水喝了，而当地的重要饮用水水源‘两湖一库’贵阳市只能管半边，另外半边的K、县照样往里面灌脏水，行政手段都用尽了，想尝试能不能在司法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让贵阳市的饮水安全有保证。”李军的想法与万鄂湘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万鄂湘一直在关注的。“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很大的-个不同就是可以跨区域管辖”，万鄂湘表示，要在我国尽快建立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这当中涉及的问题会有很多，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探索。”首先，必须修改《民事诉讼法》，因为要解决谁来代表原告起诉的问题。还要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国际上一般都是被告来举证，证明A己在环境污染过程中没有责任。还有交费问题、管辖问题等等，应该是一套制度，都跟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不太一样。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这种制度。“大家的环境意识、公益意识增强后，不仅仅是检察院、环保部门以及环保社会团体，还有大专院校等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把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旨来积极推动。”3.环境公益诉讼为何难？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土华村的村民有着切身体会。海珠河网纵横，一脉河水从土华村边绕过，汇入珠江南流人海。土华村村民世世代代靠河为生，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游泳、洗衣。然而，这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自2007年以来，一位名叫陈忠明的广西人在土华村开办了一家洗水厂，在既无工商营业执照，也没向环保部门申请排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漂洗等业务。在漂洗作业中使用的洗衣粉、酵素粉、草酸等洗涤剂，混同服装中的燃料，未经污水处理直接排入该村的公共水域。没多久，清澈的河水变得又黑又臭。愤怒的村民开始了维权之旅，多次前往工商和环保部门寻求支援，但职能部门的罚款并没有斩草除根，缴纳足额罚款之后洗水厂又开始排污。有些村民想将洗水厂老板告上法庭，但如果提起公益诉讼，由于公民个人起诉资格不足，法院很难立案。若提起民事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又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因为即使胜诉，法院通常也只是判决被告返还屈指可数的环境补偿金，而原告却要因此支付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公地悲剧”会造成一种“内部不经济”。一位专业人士用“四难”“四诉”概括了目前环境维权的艰难现状——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胜诉难；没人诉、不愿诉、不敢诉、不会诉。4.环境公益诉讼在近几年来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然而，在云南省昆明市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成立巳一年多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法庭至今未受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据昆明中院环保审判庭负责人袁学红介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严惩污染环境的黑手，昆明市中院在2008年年底阳宗海恶性污染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在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成为中国继贵阳、无锡之后的又一个环保法庭。环保法庭成立，对涉及环保的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实行“四审合一”的新模式，并开门受理公益诉讼。但出人意料的是环保法庭成立后，至今受理并审理了涉及环境保护的上诉案件17件，其中行政案件3件、刑事案件7件、民事案件7件。而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尚无一件。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因目前我国立法空白，公益诉讼还处在理论研讨和探索阶段，要打环境公益官司，原告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庞大的诉讼成本问题。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告诉记者，昆明市环保局就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前不久，在准备一起案件诉讼时，昆明市环保局拟委托一家鉴定机构鉴定被污染区域地下水的水文走向。这家机构派人实地考察后，很快做出了方案，但没想到报价竟达33万元。“除正常办公经费外，环保局很少有其他经费，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垫支。”张永军说。最后，昆明市环保局为打官司东拼西凑，筹集了10多万元垫付。此案也将成为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张永军说，现在打一个环境公益官司，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为诉讼耗费的其他人工费等，加起来得准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要让原告来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可能性太小了。高额的成本，让一些想打环境公益官司的组织或个人望而却步。5.无独有偶，曾经引起社会轰动的江苏首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两个月来，受理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数也是“零”。“我们支持公益诉讼的初衷，是想改变某些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因为在排污费、地方税源等问题上态度不一致，造成消极执法、处理处罚不根治的问题，并据此确立了诉讼原告的主体。”分管该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对记者坦言，“我们是想明确一条新路，想通过司法手段，改变传统的依赖行政执法处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的单一格局，推进环境保护问题的司法保护力度。”那么，如何解释“零诉讼”现象？“从表面上看，没有人来打官司，似乎是因为公益诉讼观念淡薄，没有人来‘管闲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赵建聪对记者说。“相关部门的认识不统一是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赵建聪透露，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检察院积极性不够，因为涉及成本问题，在诉讼地位上也有矛盾，如判决驳回了，是抗诉还是上诉？目前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涉及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在实践中，光操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据他透露，在不久前的有关水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上，仅涉及的管辖问题，就有着很多争议。“很多水环境污染都是流域性的，跨越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例如太湖的问题，就涉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无锡区域的太湖水质问题，涉及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等多个地市，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即使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如在一个流域内通过指定相关海事法院管辖审理，也同样面临着审判力量不足、取证不及时、管辖范围过大的问题。”据无锡中院环保法庭法官分析，还有一个可能是，企业的排污巳经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另外，目前对水环境污染等直接损害自然人的损害程度，还缺乏一些科学的根据。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市百万居民饮用水危机。“蓝藻究竟会给个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普通公民往往不具备用专业技术和装备检测、举证的能力，目前又没有独立的中介机构和环保组织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些都给司法认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标准造成了极大难度。”这位法官说。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的污染者，法律真的能够“药到病除”吗？黄田港村村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样的案子，告到包青天手里才有用！”黄田港村冷老太太，完全不相信打官司能让码头整改.，环境污染案件判决和执行之难，在以往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中，显露无遗。由于制造污染的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法院在审理案件和执行对制造污染企业的判决中，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扰。法律在GDP面前，常常偃旗息鼓。福建“屏南绿色之家”会长张长建，最能体会污染官司打起来有多难。屏南是福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建起一座生产氯酸盐的化工企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化工厂与县城居民为邻，“距离县政府只有1公里”。当地居民发现，化工厂制造的污染，造成周边植被死亡，当地癌症高发。经过上访、媒体曝光，化工厂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扩建。后来，污染受害者得到了王灿发教授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11月立案，一直拖到2005年才开庭。这么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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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唐代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千古绝句里这样吟咏:“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都市中也寄居着这样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老年群体，他们就是“老漂族”。一项网络微调查结果显示，74%的网友身边有“老漂族”;而“没有朋友”“精神上缺乏慰藉”和“想家”，被认为是“漂妈”“漂爸”们最大的烦恼。对于步入中老年的“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是最难过的事，这意味着与原来的社会支持系统相脱离，从而感觉自己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胡兰花(化名)今年56岁，江西上饶人，自从丈夫去世后，一直在老家生活。儿子来湖南株洲10多年了，已经在株结婚，并在芦淞服饰市场开服装店。一年前，儿子把她接到株洲生活，临走时她还自豪地跟乡亲们说，“我跟儿子去享福了。”可到了株洲，她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在不断地画一个圈：早上做好早饭，上午买买菜，中午做做家务，傍晚做好晚饭，等家人回家吃饭，完了之后睡觉。每天的“画圈”生活，让胡兰花感到孤单。儿子忙赚钱，孙儿忙上课，她不能去打扰他们;自己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江西乡音，连媳妇和孙子都听不懂，只能一个人待在家中看电视，偶尔出门晒晒太阳。渐渐地，胡兰花变得内向了。她想念老家，在老家可以到亲戚、邻里家串串门，说说自家的孩子。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65岁的杨大爷如今对这句话更是深有体会。儿子儿媳凭着手艺，在天津开了一家小餐馆。两人忙于打理店面，无暇照料上小学的孙子。于是，2011年暑假，杨大爷和老伴被儿子从河北农村老家接过来，帮忙照看孙子。然而刚到天津，老两口就被现代的城市生活来了个“下马威”。做饭要用天然气灶，如何使用抽油姻机都是现学的；上楼要坐电梯，一排排的按钮让他们有点儿“晕”；接孙子放学要坐地铁，刷卡、上车、找出口，这些城市人驾轻就熟的事，却让老两口在“地下迷宫”里迷了好几次路；连上厕所都改成了抽水马桶，这让用了一辈子蹲坑的老人家直呼“太不习惯了”。看似便捷舒适的城市生活，却和这些“老漂族”的生活习惯大相径庭。在“老漂族”的心中，依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落叶归根”情节使他们本身并不向往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生活和心理的双重不习惯让他们感到失去了自由，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设施，对他们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许多“老漂族”离开老家来到城市，第一感觉就是不自在，常常闷在家里，缺乏活动，日子久了，甚至觉得身体都不如从前了。一旦健康出了问题，麻烦也接踵而至。这些老人们在儿女所在城市大都没有医保，看病、检查身体都要自掏腰包，因此他们最怕看病，更怕住院。老人们大多过得节俭，体恤儿女挣钱不易。高昂的医药费最让他们心疼，就算身体哪里不舒服了也强忍着，不愿意让儿女们知道。异地看病的报销额很少，手续也很繁杂，可谓费时费力，使得“老漂族”难以享受医保的实惠，不敢生病，更不敢看病。今年51岁的齐秀梅到北京快一年了。2014年4月，在女儿生下外孙后，来到北京帮忙照顾。年底时，齐秀梅在北京的医院检查出子宫有问题，必须进行子宫切除手术。但如果在北京做手术，对于异地医保就医，齐秀梅及女儿一家都不清楚相关政策，也不知该如何办理手续。无奈之下，她只得在老伴的陪同下回东北老家做了手术。“家里是加入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个手术下来花了三四千元，全都给报销。如果在北京做手术，一分钱都报不了。而且北京的床位紧张，住院天数少，后续打消炎针只能自己去医院，对身体康复不好。”齐秀梅颇是无奈。齐秀梅的情况并非个案，许多“老漂族”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老漂族”持当地医保卡很难在异地就诊，有些允许异地就诊的，还必须得是全额垫付，再凭单据回医保原籍进行报销。2.古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子女为了梦想、生计，不但自己“远游”他乡，还捎上了父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们背井离乡，随着儿女的脚步，漂泊在陌生的城市，成了“老漂族”。20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研究员潘允康等在天津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中可能在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形态间转变。该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中，年轻人婚后可能有半数左右与父母住在一起，组成主干家庭;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再分开，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家庭;待自己的子女婚后可能又与自己生活一处，重组主干家庭；之后可能会再分离，形成了普遍存在的“家庭生命循环模式”。其中，年轻人婚后依然合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住房缺少”，分家的最重要因素则是“增加和改善了住房条件”。“住房”成为那对主宰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的重要因子，使年轻人(子代)婚后与父代间呈现出“先合再分”式的运动轨迹，可能与当时城市化、现代化刚露端倪、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口流动性尚不强，父代又往往是先拥有住房的一方，合家自然主要呈现出一种“父代权威”基础上的“子代投奔父代”的活动模式。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因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发生巨大变迁。大量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且年轻人成为迁移的主力。这也导致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发生新变化。如若仍将年轻人婚后作为家庭结构变动的考察点，可以发现出现了年轻人婚后与父代间“先分后合”的新规律。具体来看，造成先“分家”的因素变得复杂，可能包括“物质条件改善可以负担住房”“两代人存在诸多差异”“个人主义观念的流行”等，但“到异地（一般是更好的城市）发展”，即“人口流动”成为当前大量年轻人婚后先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笔者对12个家庭的个案访谈中，子代去更好的城市发展，结婚买房独立组成核心家庭的占到了9个。再看“合家”，“抚育孙辈”几乎成为再次形成主干家庭结构的最重要原因。访谈中，有10个家庭的父代谈到合家是为了照看孙子(女)，另有1个家庭是投奔孩子养老，还有1个家庭是帮助子代照顾生意。正因子代先在异地组建了核心家庭并占有更多的资源，往往成为现代家庭势力结构中的优势方，所以生育孙辈后形成的主干家庭，呈现出以“子代权威”为基础的“父代投奔子代”的模式，于是“老漂族”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1.44亿，其中“老漂族”占到近10%。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和老龄化趋势明显，“老漂族”估计还将越来越多。3.“睡得腰上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这是2000年央视春晚小品《钟点工》里，赵本山说的一句台词。他演的是位农村老人，被儿子接到城里，却因为种种不适应而兀自苦闷。现实中的蔡娭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年80岁的蔡娭毑被儿子从湖南的常德乡下接到株洲，住了一个月后，她感到不适应了，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每天闷得慌。她要求回乡下，甚至站在五楼阳台上威胁儿子：“如果不让回乡下，我就跳下去！”“儿行千里母担忧”，放不下儿女，有的“老漂族”义不容辞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也有儿女希望尽孝，把父母接到身边;还有的“养儿防老”，不得已追随儿女漂泊生活。不论什么原因，这些老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难以适应的无奈困境。一组对300名50岁以上“老漂族”的调查数据显示，65.2%的老人认为子女对他们的重视不够，42.3%的老人对家庭生活不满意，79.2%的老人感觉很孤独。此外，64.7%的老人“在家独处”打发闲余时间；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后，49.7%的老人选择了憋在心里不说。如此一来，“老漂族”也日渐成为精神卫生门诊的常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王高华分析，老年人一旦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就是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失去原有的生活圈，使得他们在精神和文化上陷入“孤岛”，加之难与陌生人沟通，往往导致自我封闭。心理专家林紫在处理三代人的家庭问题咨询时还发现，“老漂族”因为感觉为子女的家庭付出很多，会对子女的某一句话非常敏感，“容易受伤”。“更为严重的是，老人住在儿女家，容易产生寄居的负面心理暗示。”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济南正觉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孙卫国分析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父母在子女面前有着极大的“权威”。然而到了儿女家中，儿女作为小家庭的主人，老人的“权威感”便会瓦解，容易产生自卑、孤独等负面情绪。“老漂族”的精神现状可以用“精神空巢”来形容。如果儿女能够理解父母、体谅父母、帮助父母，让他们的精神之根扎下来，那么即使“漂”在他乡，“老漂族”依然能够活得幸福。4.孩子犯了错误，老人总是不舍得批评，儿子儿媳却表示不能纵容孩子。孩子不好好吃饭，老人一口一口哄着喂，儿女却觉得这是溺爱，会惯坏孩子。年轻人生活节奏快，生活不规律，而老人大多习惯早睡早起。年轻人的兴趣爱好、穿着打扮，老人们却常常不以为然。年轻人比较大手大脚，可老人们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剩饭剩菜不能扔，认为每次都要冲马桶太浪费水，而这些老人的习惯，在城市儿女的观念里，就成了“老土”“不卫生”。“老漂族”由于和儿女长年不在一起生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差异很大，缺乏沟通，如此极易导致一些家庭矛盾。这不仅会给老人们带来莫名其妙的孤寂感，也给家人之间带来了隔阂。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尽孝，是城市里儿女的初衷，然而如果考虑不周或缺乏理解和沟通，则会带来家庭矛盾。这是老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老漂族”放弃故乡的生活，来到属于儿女们的城市重新开始，在心理上更加脆弱敏感，更需要亲人们付出加倍的理解和耐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浩建议，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年轻人自己带孩子。实在需要父母带，就要多沟通、多理解。“不管是老人还是儿女，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理解、多包容，遇到问题多为对方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觉得委屈，孤独感就会减轻，就会快乐很多。”他表示，最关键是情感上要多关注父母，对于老人来说，情感上的关注远比物质更重要。以下是部分网友的真实感受。网友秀儿LOGO说：“老漂族”的产生是我国当下社会快节奏发展的产物，应抽空多陪老人聊聊天、逛逛街，关心老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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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人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法国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英国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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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年前的12月初，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人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些极富诗意的表述，让读者眼前一亮，印象深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的一句“记得住乡愁”让无数人唏嘘感慨，更引发热忱的社会期待。而在这一表述的背后，是我国城镇化思路的巨大转变。多一些对传统和自然的敬畏尊重，少一些大拆大建的冲动；多保留一些村庄的原始风貌和儿时记忆，少制造一些面目全非的“人造村镇”……越来越强烈的公众呼声，正在转化为对农村发展和城镇化工作的具体期盼。2.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愁是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是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中诞生的心灵景观。乡愁，是一种文化情感。“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中央出台的规划文件中使用如此诗意的行文，成为了规划的亮点，也引发了大家对乡愁的关注与热议。大家对乡愁有各自不同的感受。诗人: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届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作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几乎每年都要一次一次地往故乡的那条青石板路上跑，故乡于我，一直鲜活在胸。我的文字中呈现的是一座江南小镇别样的历史，别样的文化，别样的风土人情，一幅浓郁的小镇风俗画，而文字背后，全是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作家:我的老家在淮河中游南岸的一座小城，小巷里三间坐北朝南青砖灰瓦的房子，一座铺满阳光的向阳小院。在襁褓中在摇篮里，我睁开眼就会看到那片片灰瓦。瓦是我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第一事物，是我认识这个物质世界的起始。电视编导:具体到乡愁的符号，对我而言那一定是竹林的影子，尤其是黄昏村边竹林的影子，很迷人。在我们国家，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里，乡愁是一个重要的符号。中国的人性藏在乡村老人蓝色的围腰布底下，摸出一把花生，提起一把火炉，老人的言语和笑容，构成了我们精神的寄托。教师:母亲烧的菜，最简单的白菜豆腐、红烧肉、红烧鱼，还有糖醋排骨，每次回家总容易把自己吃撑。幼师:我想念外婆的荷包蛋，还放了一点冰糖，吃起来，略略有些溏心，口感温柔啊。档案管理员：最想念我小时候家乡的风景，很朴素。夏天的早晨，露水挂在草尖，很漂亮。还有各种好吃的野果。商场经理:一家人围在大桌子前，桌上摆满了漆红的筷子，座位一个接一个地挨着。小孩子喜滋滋地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地笑着，小兄弟们忙碌着端菜上酒，那是人间最大的乐趣……母亲“宗宗、宗宗”的切菜声，锅灶下松枝嘛里啪啦的火焰声，还有酒足饭饱后的谈笑声。公务员：现在住在高楼里，我经常怀念乡下的瓦房，冬暖夏凉。学生：回老家第一件事是从轱辘井里打水，一下又一下地摇着，春节回家，每次打水我都抢着去。技术员：放牛，小时候放牛，带一本图画书，牛在山上吃草，我在一边看书，惬意极了。学生:我想吃爷爷做的酸菜面，酸酸的，每次想起来都要流口水。房地产文案: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啊，现在母亲年纪慢慢大了，眼神没以前好，纳鞋底之类的活干起来已经很吃力了，但母亲每年还要给我做一双鞋。珠宝设计师:我家有个葡萄园，夏天的时候摘葡萄吃，姐姐会自酿葡萄酒，真好喝。好多年没喝到了。行业协会从业者：我的乡愁是春日山原的花红柳绿，是夏夜里的萤火飘荡，是秋晨瓦楞上的泠泠清霜，是冬日田野的寥廓怅远；是清明节里的纸幡飘飘，是端午节里的艾香阵阵，是中秋节里的月饼甜甜，是春节里的年味浓浓……3.村头的老槐树还在吗？村里的祠堂还有人去吗？红白喜事的传统仪式还像当年那样热闹吗？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让人们的乡愁情结越发浓烈。在一年前召开的“两会”上，“记得住乡愁”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离家距离有多远，乡情就有多深。”在厦门打工的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刘丽说起乡愁颇为感慨。刘丽代表的老家在安徽颍上县古城镇，在她的记忆里，儿时的家乡总是充满生机，庄稼地里有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子，清澈的池塘里捞上来的河虾吃起来甜丝丝的。淳朴的乡亲总是互相照顾，如果谁家门没锁，肯定会有人帮你照看着。可现在，故乡的很多都变了。全国政协委员董恒宇说，他的老家是山西省河津县的一个千年小镇，记忆中，小镇四面是城墙，镇中还有棵古槐树，街上铺着青石板路，下雨后能听到青石板下面哗哗的流水声。可现在回老家，古槐树不见了，城墙都拆了，高楼拔地而起，持续千年的村落品相荡然无存。董恒宇委员说，城镇如果丢弃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精神家园，就像树刨了根儿，人丢了魂儿一样。保留一点“心灵里的大槐树”，保留一些本地、本民族自己的文化色彩，应该是城镇发展起码的选择。“记得住乡愁”这句看似较为感性的话，实际上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有乡愁的村庄才能锁得住记忆。对于外地人来说，对家乡的记忆，从来不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因为这些东西家乡有，其他地方也有。反而是自然风光、带有民俗风情的建筑为家乡所独有，哪怕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小巷，或一棵古树，这些不可替代的“小东西”，都远比走到哪都能见到的城市广场和宽阔大道，更能让人记忆深刻。4.“家乡不应只剩混凝土”，这是很多从家乡返回工作岗位的网友们的心声。“乡愁”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停留在不少人记忆中的回味，更是人们对家乡特有的情感。但是，不少从家乡返回目前工作生活之处的网友却表示，家乡成了一个无论从东、西、南、北任何方向皆能寻觅到建筑轰鸣声的巨大工地，曾经记忆中的那些家乡特色无从寻得，记忆载体的建筑烟消云散。网友们表达了自己对乡愁的思念。新浪微博网友“Johnny—ya—ya—ya”说上学的时候读《乡愁》，不明白什么意思，也体会不到作者想表达的感情，现在是真真儿地体会到了。”新浪微博网友“Radcliffelala”也说家乡是一个人最初和最后的挂念。”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蹦床运动员董栋也有同感。他觉得，乡愁不是只有乡镇、农村外出的人才有，城市里的人照样会有乡愁。他从小生活的城市发展很快，无限扩张，小时候许多记忆中的老地方，现在已经被高楼大厦所替代，乡愁确实只能在记忆里，找不到现实对应。难怪《山西日报》客户端的一位网民说乡愁是让人有所牵挂。单纯追求政绩的官员推进城镇化，把土地推没了，把家园拆没了，这是断根。断了乡愁。”可是，把断了乡愁的根源全部推到城镇化身上，似乎也不大公平。山西建工集团副总经理柳树林说，推进城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能单纯说乡愁，而应该达到城镇化与乡愁文化互为一体和谐发展。腾讯微博网友“中华鲟”说建议城镇化或是城市发展中，保留一定数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建筑，好让人们在都市楼林里寻找到自己儿时的回忆，或是能印证下父辈祖辈日记里的时光。”柳树林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是靠乡村文化来传承的。留住乡愁并不是反对城镇化，而是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以城市体量有多大为标准，而应当合理布局，多种城市类型、大小城镇集群协同发展。比如：我们可以把城市的生活文明带去乡村，以改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文化条件为基本标准，不搞大拆大建和土地大规模集约使用，保留住乡镇文化独有的特色建筑，如：大戏台、宗祠等。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以政府为主导，搞一些精品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项目，让当地青年劳动力愿意留在家乡，这样，就留下了文化传承，留住了乡愁。5.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大圩镇把握“田园都市”独特定位，把旅游业作为统筹生态建设、美好乡村建设与都市农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打造有美景、有文化、有乡愁的湖畔村镇，不但满足了市民的旅游需求，也给农民带来切实利益。生态旅游改善了环境，聚集了人气，也鼓起了当地居民的腰包。从生态游中刨金，大圩镇培育了一批以农业体验、休闲度假、民俗文化等为主题的农家乐特色村，促进农家乐向规范化、区域化、特色化发展。目前大圩镇因旅游发展起来的农家乐就有50多家。大圩镇先后荣获国家4A级生态旅游景区、全国生态乡镇、全国文明村镇等12项国家级荣誉。据统计，目前，每年来此旅游的游客突破200万人次。去年大圩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1.6万元，而在核心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2万元。“让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是给市民的最美丽的馈赠。为建设美好宏村、美化人居环境，黟县宏村镇结合创建森林城镇、森林村庄，投入近900万元进行补绿扩带和城乡绿化。宏村镇突出对宏村、屏山等古村落周边及旅游公路两侧、农村村庄周边等的绿化。在屏山生态停车场，不仅停车场周边进行了绿化，停车场内也是仿原生态的，从而使其和周边古村、田园风貌吻合。景区周边保持田园风貌，只对视线范围内的荒山采取多林种及多树种结合的绿化。宏村镇负责人称，对木坑、塔川等景点确保其原有风貌，最终使田园风光、山林及道路绿化、水口古村等和谐并存，层次感明显。对城镇空闲地和边角地块，则多种本地乔木树，少栽花灌草，形成“村在林中、人在景中”的村落风貌。6.艾坪是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座普通的城镇。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现如今，艾坪早已跻身英国中等城镇之列，艾坪由农村到城镇的演变轨迹，是英国城镇化的一个缩影。艾坪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没有乱砍树、乱拆房。一位名叫亨特的老人正在艾坪的街心花园晒太阳，他对采访记者深有感触地说我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树和村边的小河，现在都还在，它们比我还老。那些树虽然看上去显得沧桑，却十分健壮。看到这些陪伴我长大的老树与小河，我仿佛就回到了从前，童年的生活历历在目，感觉乡愁真是个美好的东西”。英国的城镇化进程始于18世纪上中叶，到19世纪晚期，英国2/3的人生活在城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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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年年岁岁说就业，岁岁年年就业难！继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700万之后，2015年的毕业生人数持续突破700万，并超过去年的727万达到749万之多！毕业生人数在年年递增，就业之难也似乎成了常态。连续几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于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G省2014届高校毕业生首场招聘会“金融证券及国有企业专场”上，120家企业进场提供2500个岗位，到场毕业生多达15000人，平均6个人“抢”一个职位。岗位数量相对而言比2013年110家企业提供的2500个岗位有所减少，相比2012年100多家企业提供的4000多个岗位更是大大“缩水”。相关专家分析，过去几年的投资热潮中，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光伏等部分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外需不振、经济复苏力度较弱、经济结构逐步转型的大背景下，“去产能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用人需求的减少。在上海的一家招聘会上，记者发现，技术型专业的大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而人事、行政、文职等通用型人才，由于可替代性强，竞争异常激烈。针对应届毕业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法学、经济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中文等文科生就业难度最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王同学说，法学专业现在找工作真难，律师事务所进不去，法院更不用谈，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面试总经理助理岗位了。“招聘一名文员，一场招聘会收到了100份简历，招聘10名服务员，一场招聘会下来，一份简历没收到。”汉口一家酒店的人事专员叶小姐说。某位资深人力资源顾问说，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和企业需要的人才不相匹配。这是典型的就业“结构性失衡”。大学生要认清现状，积极转变就业观念，招聘企业更应该积极转变用人观念、改变管理理念，或将成为化解当前招工难、就业难矛盾的关键。W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编制的“2013年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结构性失衡”。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研的17个行业中，商务服务、金融、机械设备等14个行业的“净雇佣前景指数”持续下滑，且降幅均超过10个百分点。以传媒人才培育为例，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已从原先的复旦、人大和上外等十几所名校扩大至近千所高校，一些民办学院也增设了“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主持人”等专业。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语、法学等专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缪迅表示，与工科专业需要实验室、实训设备等高成本投入相比，大学新闻、法学等专业投入较低，基本上“一本书、一支粉笔、几位老师”就可上马。上海海际进修学院院长施敏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迎合学生对于“高薪”职业的需求而大量开设金融、财会、商务管理等专业，这也造成了部分专业人才的“结构性过剩”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利说，许多企业希望招收具备高级技术的实用型人才。北大也想开设类似专业，但苦于没有师资、教材、实习基地等条件，短期内很难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2.绿油油的草坪上，年轻人在嬉闹玩耍，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烤肉香。伴随着一段优美的蒙古族歌曲，大家围拢到烤肉架前，争相品尝烤全羊。“只要在手机上划动几下手指或打个电话，我们就会把私人定制化的全套野外烤全羊食材和装备送到消费者家门口，‘互联网+’让创新变得更便捷、灵活。”创业合伙人张岗说。当前的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创业创新的大潮，无数像张岗这样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位国内资深投资人评价说，2014年是中国历史上创业和创新气氛最热烈的一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2015年中国创业创新将进入“黄金时期”。张岗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的职业初始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在应征第一份工作时，给招聘方打了28个电话，才勉强获得面试机会。而今，在创业创新的大潮中，张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2014年，张岗开始接触传统烤全羊餐饮业。之后，通过网络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转向“私人定制”业务。“没想到自从触网，我们的业务量就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015年年初，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等新媒体，他一边进行宣传，一边与消费者实时互动，掌握用户的最新动态和需求，创新推出全套烤全羊定制送上门服务，今年“五一”黄金周业务量同比增长近400%，忙得他不亦乐乎。“换一种思维，通过阿络与消费者直接连接，市场完全打开，创新让服务业充满生机。”张岗感慨道。点滴变化聚沙成塔，形成了很强的引导作用。“以前大学生毕业都想要进事业单位，找稳定的‘铁饭碗’。现在，很多学生萌生了创业的念头，要靠创造力和毅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唐飞虎告诉记者。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已放弃了几份很多人眼里的高薪工作，选择与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做“自己做主”的在线教育平台。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苏州分院副院长张皓勇说，在中国，青年人创新和创业的热忱正在发生着质变和量变的双重反应，“创新的种子已在中国生根发芽”。3.怀着当老板的梦想，大学毕业生邓逸辞职办起了养鸡场，然而，第一批500只鸡苗死亡后只剩下20多只，第二批鸡苗又死了120只，并且每天还在以两三只的速度死去。在开办养鸡场之前，邓逸临时抱佛脚，.在网上查询了相关知识，认为像养宠物一样简单。当网上有人说黑鸡品种好，他不假思索，以7元/只的高价购进500只鸡苗。然而，由于鸡舍卫生不过关，鸡大多死于大肠杆菌。随后他又进了700只贵妃鸡，散养在山上，鸡舍天天扫、消毒，最后，这批鸡也无缘无故死了，邓逸至今也不明白死因。目前，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率较低，2013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2.3%，按照毕业人数600万的规模，我国每年大学生有12万人自主创业，然而，最后能够坚持下去的大学生企业只是少数。据统计，我国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5年内存活率仅有30%，比社会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很多大学生创业因为离市场远，根本活不下来。大学生自主创业并非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相反，各地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继续出台了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和各项引领计划，“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和“大学生创业园”比比皆是，大学生普遍性的创业失败让问题直指政府政策之外的环节。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e-Bay与D大学L国际设计专修学院联手举办的校园创业大赛现场，记者就大学生创业问题采访了前来现场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项目部总监C女士，她说道:“大学生创业失败并不是缺少政策的鼓励，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机能缺失，现在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与产业联在一起，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无法转化成市场的真实需求。”众所周知，国内高校教育所教授的是4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知识，纯理论的教学环境更是与社会脱节，学生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很难掌握创业的必备知识和第一手实践经验。此外，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形成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良好创业态度的重要阶段。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有30多个州为K—12阶段(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学生提供创业教育;北欧国家也都明确提出创业教育战略，努力构建终身创业教育体系。中国尽管从1998年开始大力推进高校的创业教育，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很多具有创业兴趣和创业意向的学生在题海战术中逐渐丧失创造力。著名经济学家W先生说:“现在有种职业叫‘创业辅导师’，美国人每500人里就有一个专职教师，至少是研究生以上毕业，我们现在没有。如果按这个比例，需求量很大。另外学校要有一些创业教育，在创业过程中，不能拿传统观念去想，没资金、没市场、没人际关系，怎么去创业？这些观念要改变，创客更需要的是好奇心、兴趣，以及追求理想的状态。”据网上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仅有5%左右的企业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这些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且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占全国企业总数99%以上、吸纳75%以上从业人员的中小企业，却很少对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即使去实习，也大多去打杂。企业界普遍认为：“大多数实习生到公司第一个月基本帮不上忙，公司要指派专人带，还要占用电脑等办公资源，实习期间，实习生万一出错或出现安全问题还得公司承担责任。再者，由于大学生实习时间比较短，刚有点上手，实习期却结束了，这种投入了成本却见不到效益的事情谁会做。”高校教育纸上谈兵，社会又缺乏认知产业的实践机会，因此大学生创业往往会陷入一厢情愿的境地，只凭借着政策优惠和复制而来的知识，必然成功几率会降得很低。4.在东京的著名电器街秋叶原，日元持续贬值和外国人免税商品范围扩大等措施，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这里购物。备受青睐的日本马桶盖兼具抗菌、可冲冼和座圈瞬间加热等贴心功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适合在所有款式的马桶上安装使用，售价2000元人民币左右。有日本营业员称，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断货。事实上，这样的景象不仅发生在马桶盖上：采用独特的材料技术，煮饭晶莹不粘锅的电饭锅，售价上万元人民币；通过纳米水离子技术，让头发干爽柔滑的电吹风;举刀轻便，材料比普通钢耐磨60倍的陶瓷刀；不容易附着污垢，杯盖有安全锁扣，密封效果极佳的保温杯……有人认为，国人赴日抢购马桶盖，凸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绪化“抵制日货”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也有评论称，此次风潮反映出“日本制造”相比国货所具备的优势，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从一个马桶盖、一把菜刀来比较，就能发现中国制造少了许多‘以人为本’的心思。”台州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当下部分国人消费升级的需求十分强烈，他们不再满足于商品“能用”，还希望商品“好用”“耐用”，甚至能带来享受。近年来，T市中小企业发展较快，但多数仍属于粗放型增长，各种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突出。“以家电业为例，全市上百家企业，除了苏泊尔和爱仕达等少数名企外，其他多数企业普遍存在低、小、散现象。”项秀国说，多年以来，T市企业发挥营销本领，构筑了多层级、金字塔式的销售网络，如今，原先的渠道优势已被电子商务平台分崩瓦解。“营销金字塔”倒塌，仅仅是企业困境下的冰山一角，关键还是中小型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浙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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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1.某酒店一包厢，6名顾客“酒足饭饱”后离开。记者注意到，餐桌上至少还有一半的菜没吃完，一盘鱼几乎没动，一盘羊肉还剩一大半，甜点和水果基本没动，一瓶已经打开的葡萄酒，还剩下三分之二……记者打听了一下，上述这餐饭花了将近2000元。“他们好像有生意往来，晚上喝了很多酒，但没怎么吃菜。”酒店服务员说，类似交际应酬的饭局，基本上都点菜超量，也很少人会打包。做生意的林先生经常宴请客户，在他看来，尽管知道点的菜可能吃不完，但如果不够丰盛，就显得太不体面，生意或许会受影响。“很多时候，菜才吃了三盘左右，大家就开始猜拳喝酒了。”林先生说。像这样的“面子饭”，在很多酒店成了主角。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负责人吴先生告诉记者，这种应酬宴席，人们往往倾己之力，备上最好的酒菜，每桌三四千元很正常，四五千元的也习以为常，高端的甚至每桌上万元的也有。而真正开席后，却往往因为拼酒而顾不上吃菜，有些菜甚至没人动过。主人又碍于面子，不愿意打包。有时候工作人员打包好了，主人却已和客人寒暄离场。在某中餐酒楼的茶水区墙壁上，“文明用餐，杜绝浪费”的提示牌醒目地贴在墙上。经理钟某告诉记者:“这张提示牌一直都贴，大部分客人还是能够将没吃完的食物打包带走的，但是也有例外，在我们这里就餐的客人大约有三分之一都会出现剩菜较多并不愿打包的现象，特别是商务宴请或婚宴。有时候安排好的一桌人有几人缺席，一桌菜就会剩下很多。”“餐厅服务员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会不会主动建议少点一些?”记者问道。“通常的茶食、饭食，因为要计茶位，点餐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提醒客人先上着，不够再点。但是婚礼或商务宴请那些，很多市民还是更注重面子和待客礼仪，比如有些举办婚宴的人指定必须要有鸡、鸭、鱼、肉或海鲜类菜式，请外地生意合作伙伴吃饭一定要酒足饭饱才算尽到地主之谊等。”就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市饮食协会相关负责人黄先生，他告诉记者，由于饮食业竞争激烈，点菜时主动提醒食客不要过量点餐的商家的确较少。2.吴先生:一顿饭38道菜倒掉近一半因工作关系，最近参加了几次单位的公款宴请，每次十来个人参加，桌上的菜一般在20道以上，从昂贵的海鲜到本地产的甲鱼、野鸡、野猪等，各种山珍海味一应俱全。一桌菜一般价值在4000元以上，喝上四五瓶高档五粮液，再加上每人一包高档香烟，每次公款吃喝花费不低于1万元。让人心里纠结的是，菜上得太多，根本吃不完，最后上的几道菜往往连筷子都没动，就被服务员倒进潲水桶。最让我感到揪心的，是某单位在一家高档大酒店的一次宴请，大包间足有200平方米，一桌主客加在一起共21人。我仔细数了数，从宴席开始到结束，共上了38道菜，除了几个小菜外，多为高档海鲜和本地高档特色菜，1420元一瓶的高档白酒喝了10瓶，1500元一条的高档烟开了3条。我问过结账的人，这一桌宴席共花费24800多元。宴席直到大多数人喝得头昏脑涨、打着饱嗝才结束。我看了看桌上的菜，接近一半没吃掉，另有四五道菜根本没人动筷子。在这种场合，一般人都好面子，谁都不好意思打包，剩下的菜全部被服务员倒进了潲水桶，估计浪费的菜价值不下1500元，实在可惜。王先生:看见公款吃喝剩那么多菜，心疼！在某家连锁酒楼，公务、商务宴请主要集中在酒楼的十几个包房。据服务员介绍，其中一间包房内是一个公务宴请活动，就餐标准是十五人四千元，人均消费270元左右。客人走后，记者和酒楼厨师走进去发现，有四五个菜品基本没动，其中一道菜叫全家福，价值688元，里面的食材主要是鲍鱼、鱿鱼、大虾等，但就是这样一个大菜，客人却只吃了不到一半。在另一间包房，菜品浪费更为严重，三四道大菜客人都只吃了不到一半，最后服务员只能将他们作为厨余垃圾倒掉。酒楼经理说，餐厅的食物浪费主要集中在包房。总厨师算了一笔账，餐厅内平均每位客人用掉4斤菜、1斤肉和1斤主貪，根本吃不完，每天要倒掉两千多斤剩菜。事实上，记者调查的这家酒楼属于中档，包间人均消费两三百元就算高的，而比这档次更高的场所在全国有很多。有媒体调侃说，公款吃喝的陋习行之有年，点一大桌菜，让客人吃到撑，喝酒喝到昏，主人才有面子，反正“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我开饭店十几年了，说句实话，我最喜欢和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打交道，感觉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宴请客人大方，客单价也高，但看见公款吃喝剩那么多菜，我还是心疼!”郑州一家高档饭店的负责人王先生说。3.宴请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逢事必吃已是中国的一大习俗，特别是在职场公关和生意谈判上，宴请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包间是密谈“私事”的“第二会议室”，酒席是讨价还价的“第二谈判桌”，此时宴请的意义已不在吃喝本身，其级别的高低、规模的大小，关系着事情的成败；此刻浪费与否也和胃口无关，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贵的饭菜，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皆算是小钱儿。其实，相似的情景同样存在于民间。中国人本来就好客，经典表现是在宴请上特别慷慨，哪怕自己回头再去“窝头咸菜”。再加上“物极必反”，我们过去总为请不起客人吃饭而尴尬，现在富裕了，请起客来一定要大大方方，痛扫昔日之寒酸。坊间流传笑话说：“假如有了钱，豆浆我要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其实这也并非完全是笑话，而是一些人的心理写照。所以才会出现餐桌上过度地大吃大喝，出现某些地区庆祝喜事要连吃三日的奢华之象。而任何事物，一旦演变成习俗，就会积重难返，譬如说宴请，当奢侈之风在整个社会形成后，你想免俗就会被视为“吝啬鬼”。于是，即使那些不想在“舌尖上浪费”的人们，迫于习俗的压力，也要在宴请时作出违背个人意愿的事。在中国，餐饮浪费除集中表现在餐馆、饭店过度消费的酒席上，还突出表现在学校，特别是大学的食堂里。记者去天津某大学中的一座食堂就餐，随便采访了正在收拾着剩饭的两位清洁女工，她们告诉记者，每天中午，仅她们所在的这一层褛的餐厅，扔掉的早中餐剩饭就有8大桶，那桶半人高，能装四五十公斤。记者站一边观看，发现吃空餐盘者极少，有些饭菜没动多少就被送到清洁女工这里，后者把餐盘往桶里一倒，剩米饭、剩馒头就瞬间变成垃圾。此校有两座大食堂，每座两三层，仅这一层扔掉的剩饭就有8大桶，所有楼层加起来该有多少桶？天津数十家大专院校，全国数万家大专院校，加起来浪费的饭菜该有多少?学生吃饭绝非公款消费，为何也会如此浪费？一是因为上行下效，当整个社会从南到北、从上到下都在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时，还有多少人能给青少年作出节省粮食的榜样？其次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一些养育方式，也使很多青少年自小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过去供应短缺，孩子又多，家家父母自小教给孩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糟蹋粮食的孩子会受到家长的责骂，甚至是惩罚。到了独生子女的时代，家家对孩子娇生惯养，很多孩子吃饭挑食，养成了不吃就扔的习惯，“不好吃的东西凭什么让我吃!”在他们眼里似乎已成“公理”，以致到了学校的食堂后，稍不合口的食物随手就扔。记者不止一次看到，有的大学生饭菜端来吃上几口后不满意，立刻把餐盘一推，重新去买其他的饭菜;有的干脆一次性买来好几份菜，拣其中对口儿的吃点，其余全部倒掉。万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后备军，他们马上就要走向社会了，他们早在家里、在学生时代就已养成了“舌尖浪费”的恶习，试想他们是否也会成为整个社会“舌尖浪费”的后备军？结果应当是肯定的。4.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不节约粮食，我们就可能面临粮食危机。一项针对北京部分大学餐后剩菜、剩饭情况的调查表明，倒掉的饭菜总量约为学生购买饭菜总量的三分之一。按全国大专以上在校生总数量2860万人(2009年底数据)计，大学生们每年倒掉了可养活大约1000万人一年的食物。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年6月13日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倘若这些粮食中有1/4能够得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目前约为9亿的饥饿人口。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显示，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当今中国，大量贫困人口视粮食如生命。广西大学农学院李教授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访问时表示：根据初步调查，每个家庭或每个饭馆都有10%左右的粮食被浪费了，一般人认为这不是很重的问题，才10%嘛，还有90%都用掉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从国家的层次考虑的话，那么10%就等于我们10个省中浪费了一个省的粮食，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5.“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中的食物。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吗？”北京市一家民间公益组织推行的公益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网友认可，许多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官方认证的餐饮行业也都加人到“光盘行动”中来。一时间，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吃干净的餐具和打包带走的剩菜剩饭成为风尚。网名为“DLTV东伊”的网友说:“支持光盘行动。想想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孩子们，自己节省的每粒米每棵菜都足以为他们撑起一片天。大家一起来行动！不留剩饭，节约粮食！”网友“快乐的神奇豆豆”发布了自己在餐馆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我要做一个传播正能量的‘光盘族’，大家看看我吃得干净吗？”同时，也有较为知名的连锁餐饮行业在微博上建议:“餐厅应建议大家适量点菜，如果吃不完最好打包，希望所有的餐饮业同行都能行动起来，尽一份力。”网友“日光倾城sunnycity”说:“每次参加各种宴会，最后剩下的菜那叫多啊，就那样给倒了，真让人心疼。明明吃不完，但点菜时非得点得多多的，否则就觉得没面子。大家都这样做，也就不觉得自己错在哪里，真让人无语。”网友“xfwangwu”则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面子？不知这是抹黑了谁的脸。”“理性吃饭并不等于吃不饱、吃不好，酒店厨师也并不希望看到餐桌上剩下一动未动的菜。”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周先生说。“中国已经过了劝人吃饭的年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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