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设立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2012年9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承担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时，在课题任务合同书中没有出国费预算的情况下，列支出国费32.96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
2008年至2010年，贵州两所高校挤占挪用教学科研等办学经费1745.4万元，主要用于高校经济适用房建设及投资经营性资产等支出。
2011年，中科院城科会从“绿色低碳生态规划指南”等课题经费中列支与课题研究无直接关系的购买办公家具等款项26.47万元。
2012年，国家旅游局下属的中国旅游研究院在课题研究经费中违规提取院基金83.8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等支出。
山东省2013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
…………
某网站记者梳理了近几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这些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
据中国科协调查：我国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依据目前我国每年投入科研经费1万亿元左右来估算，流失掉的是一笔让人惊悚的巨额资金。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发现，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的做法，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很多项目负责人忘了科研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更让人气愤的是，一些人竟然通过各种方式来侵占科研经费。
2.原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于2012年4月10日发布题为“湖南两教师伪造总署公文被处分”的消息，文中称湖南某高校两名教师王某与李某因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利用虚假课题及其立项资金单独或伙同他人套取学院配套资金，受到处分。王某通过委托他人私刻公章、制作假公函，先后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7份，交给学院科研处。共涉及所谓“课题”7项、所谓“立项经费”83万元，其中包括与该院科研处副处长李某有关的“课题”2项。
2013年，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被指控授意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刷新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审计署2013年通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沛清将190万元科研项目经费转入个人账户存放，并通过签订不实合同套取其他科研项目经费33万元。
另外，很多科研项目在申报时就高不就低，涉及仪器设备都按进口的、最贵的价格申报。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人介绍，他们学校生产的高端光学测量仪器干涉仪，各项技术指标都不比国外仪器差，价格只有国外仪器的1/4，要便宜七八十万元，但很多科研机构还是要购买国外的仪器。此前，相关案件曾披露，国内一名实验设备采购员在为本单位采购聚焦显微镜、分析仪等仪器过程中，收受仪器设备厂商给予的好处费近万美元。
3.高校科研院所一般做科研项目预算时预留的“余地”普遍较大，比如需要100万元的项目报300万元，项目审批时即使砍掉一半，还能剩150万元。资金只要拨下来，就想方设法用完，实在用不完就只能通过虚报发票来套取了。
山东省对省内的青岛大学等4所高校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进行审计时就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时使用无具体发票内容和数量的发票438张，涉及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时使用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涉及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使用虚假签字的单据报销，套取资金114.78万元。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而2012年11月至12月，中国华能集团清洁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温室气体减排技术部在列支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劳务费时，利用虚假发票套取实际未发生的劳务费33.07万元。
南京某高校文科硕士生小王告诉记者，社科类课题经费一般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除了一些打印、购买资料的费用外，绝大部分钱都通过虚假报销的方式获得。
赵静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财务部派驻该校化学学院的会计，所在学院老教授较多，课题资源丰富。由于长年接触，大家对赵静比较信任，只要账户内还有钱不影响自己的科研进度，教授们往往不太关注账户金额的变化，一笔钱有时从一个课题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报销，也常委托赵静调整办理。
这给赵静带来了可乘之机。最开始，赵静在教授们的发票中加进一点个人的费用，逐渐发展到别人报销1万元，赵静放进去自己找来的票据数千元，头两年赵静还有所顾忌，每年贪污大约在一两万元。从第三年开始，骗取次数不断增多，每年贪污数均在10万元以上，最高一年将近20万元。最为疯狂的是，有的教授出国了，名下还有课题经费没用完的，竟然变成了她自己的小金库，为了方便报销，她甚至还伪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签名。
赵静案发后，法院审理查明，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赵静贪污了97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科研经费，涉案达106笔之多。
4.据报道，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高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但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的现状，十分令人担忧。在部分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眼中，科研经费变成了“唐僧肉”；在一些地方和高校，甚至形成了相关的利益链，专家学者、项目组、管理者各司其职。于是，“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写道，这种现状直接导致许多科研人员功夫全用在科研之外，在权力面前“斯文扫地”。
面对层出不穷的科研经费腐败现象，许多基层科研人员跟帖留言，表示手中没有课题的讲师、跟着导师干活儿的研究生们，都指着用发票、火车票冲账，来拿工资呢。从国际上来看，科研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内人事费比例平均值都在40%左右，而国内通行的比例则是15%。用科研经费给研究生发工资，确实是国际惯例，但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购房购车的支出，却是毫无节操的腐败。
高校首先是育人之所，然后才是科研重地。但现在的高校，决定行政权力高低和声望的，大多取决于科研“成果”。“成果”怎么看？不是学术质量，而是拉到项目、批到经费的数额。于是，“学术带头人”掌握着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在学术界唯我独尊，成为“学霸”“学阀”，把科研经费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被课题组成员、研究生称为“老板”。他们本应该潜心研究学术的力气，也都用于拉关系、走后门来找经费。“老板”手中的人脉资源，决定科研资金走向，而不是科研项目的科学论证结果。课题经费到手，“老板”拿出一丁点儿，分给手下的研究生和那些没有课题的年轻教师，大家随便做做，应付了事。
一项科研任务，到底需要多少科研经费合适，并没有人知道。此外，科研管理部门把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花出去即完成任务，不管是否产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认为，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经费管理存在很多漏洞，加上科研经费预算制度和使用规定不合理，让经费使用者不得不使出各种招数来花掉“难花的钱”，这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无异于“逼良为娼”。
就科研经费的使用规定而言，其本身的确是出了大问题。不过，和很多人想象的是因为规定过于宽松而导致经费流失不同，中国科研经费的使用规定恰恰过于严苛，甚至是趋于理想化的境地，最终导致规定本身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科研人员向国家申请一个项目研究的经费支持，理论上申请人是没有报酬的，所有的经费都应该用于项目研究本身。这种过于严苛的规定等于要求每一个科研者都成为一名“义工”，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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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给定材料
  材料1:
  大批赴美志愿者汉语教师也在美国校园和社区内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来自四川绵阳的高中教师王琼就是其中之一。为期一年的赴美教学经历给她、她的美国学生乃至美国“街坊邻居”都留下珍贵记忆。
  小琼在俄克拉何马州一座小城执教，借住在一对老夫妇家中。小城只有一家沃尔玛超市。用男主人加里的话说，“全镇人几乎互相都认识”。这个四川姑娘每次出门都会被当地人认出来，很多人都会友善地同她打招呼。
  文化交流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感情的交融。小琼说，自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双亲，很长时间难以从悲伤中走出来，但这对美国老夫妇的悉心照顾、小镇居民的热情让她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
  和其他汉语教师一样，小琼也配备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源包”，内容从神话故事、历史名人到古典名著不一而足。不过，在和孩子们的接触中，她本身就是当地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资源包”。“你们也有手机么？”“家中有电视吗？”一个个问题背后是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在打开“资源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引发价值观碰撞。“美国老师不加班、中国老师爱加班”，“中国人爱储蓄”，甚至小琼想起万里之外家人时充盈的泪水，都让孩子们乃至大人们真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碰撞后带来的是了解和欣赏。
  “我们觉得她是最好的‘中国制造’。”加里对记者幽默道，“如果你要派出中国文化大使，选我们的琼准没错。”
  当记者在世界各地问起:“谈起中国文化,你会想到什么?”在赤道边的春城内罗华中非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瑟库拉:“孔子,我会想到他”。我上过不少有关中国外交、非中关系的课,每次遇到理解不了的思想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孔子的思想”。每次辩论课上找论据时,我们最后总会找到“孔子曰……”。西方也有很多先贤,但中国先贤似乎我只了解孔子。”
  内罗毕CBD地区一家大排档餐厅。28岁的顾客贝利对记者说:“我通过在内罗毕工作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要想让肯尼亚人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本地的中国人的态度,希望中国人能同当地人多交流,中国政府也应在非洲多办一些展览,比如饮食展览、传统服饰展览,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最深刻的体悟是:在融合流动的地球村里,每个人都是一国最生动的“文化名片”,你传达什么,对方就感受什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看似工程浩大,却始于足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政府需要做的还很多,而民间交流、业界合作也亟待进化升级。
  材料2:
  随着网络和电视制造业的发展。全球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随意按动鼠标就能看到世界另一端同样在看的剧集。观众可以坐在家中尽享顶级剧集的极致体验。“追剧”俨然成为都市白领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作为2011最为火爆的美剧代表《纸牌屋》一经推出便极度受宠，引起全民热议。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纸牌屋》的忠实粉丝，有观众看完《纸牌屋》后表示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权利与爱情更有了新的认识，甚至翻出以往讲述美国政治历史的书籍、影片观看，参与到这部剧的讨论。
  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总出口额是143美元（2011年）。畅销100多个国家，2012年在法国播出美剧多达数十部,其中30多部单集观众超过百万，《超感神探》还一举成为当年的电视剧收视冠军。在德国，美剧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占据约90%以上的播出份额。韩国2011年也从美国引进了122部电视剧。
  美剧《纸牌屋》这类全球剧的热播趋势有目共睹。它们真正开创了电视剧‘24小时全球联播’的奇迹。”英国Ｃ立方传媒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梁华军如此评价。专家认为，电视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凸显，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提升电视剧制作水平，同时加强文化产品对外输出能力。
  《纸牌屋》的热播并不影响《来自星星的你》赚取过亿眼球。由于两部电视剧对受众有明显的划分，出现了同期上映却“平分天下”的局面。《来自星星的你》在韩国播出时，网络最高收视率达68.9％。
  美剧、韩剧在全球热播并非偶然。“以受众为导向，创新电视剧制作、播出模式，直接对接市场，接受评判。全新的制作模式给了电视剧全新的生命。”S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唐锡光认为，与中国电视剧传统意义上的播出模式不同，美剧大都按“季”播出，通常一星期只播一集，边拍边播。由于美国电视剧播放平台不多，每年能在季播期黄金时间段播出的不到2000集，因此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韩剧也采取边拍边播的模式，《来自星星的你》每周播出两集，每次网上更新剧集都会引发下载热。
  这种开放的模式可以使制作方充分感受到观众对剧集的关注程度，根据每周更新的收视率和观众的反映，及时调整创作方向。美剧《越狱》第一季播放时，收视率曾高达1800万人次；而《生活大爆炸》主人公谢尔顿的性格就是根据观众的反馈几经改变才定型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热播剧大都高水准、大投入，保证质量精良，堪比电影制作投入。季播和周播的模式本身就拉高了电视剧制作成本。而对制作团队、剧本、导演、演员、道具等精益求精的追求，使得热播剧拍摄成本很高。
  对比艾美奖得住《广告狂人》《斯巴达克斯》等美剧每集200万美元左右的制作费用，《纸牌屋》近400万美元的单集平均成本大大超过了一般制作标准。2011年美剧《史前新纪元》，重金打造的首集拍摄费用就接近2000万美元，甚至超过众多电影的投资成本。
  这些热播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于中国的“武侠剧”“清宫剧”“名著剧”，以现实为主题，用写实手法描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不单调，与观众不疏远。除科幻剧外，美剧大都务求内容真实、不虚构，有时涉及技术层面还要请顾问或相关专家亲自操刀。《生活大爆炸》剧组甚至拥有一个真正的“科学顾问”，专门负责剧本中关于科学部分的内容创作。
  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制播能最充分地反映电视剧生产流程的市场化属性。《来自星星的你》尽管有科幻成分，但人物感情进展、尊老爱幼优良传统贯穿其中，传递出韩国普世价值观。
  唐教授说，美剧和韩剧都通过简单的日常生活与谈话交流传递价值趋向，剧中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感问题、生活细节问题的揭示，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在贴近生活中的文化输出才容易被外国观众认同。
  在国产电视剧产量猛增的背景下，专家建议中国增强对产品质量把关，积极探索并生产出既承载中国文化价值观，又符合国际主流“文化经验”和“感觉结构”的电视产品。
  材料3:
  针对近期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韩潮，政协委员G在2014年3月2日结束记者采访时称：“韩剧热潮，已经不仅是韩剧的问题了，这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
  韩剧来袭，韩剧迷们自然是喜不胜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如同G这样的文化人士则不免有些心存疑虑，担心韩流损害我们的文化自尊。一方是接受，一边是反对，究竟谁说得更有道理？有网站发起“我们该如何面对韩剧热潮”的讨论，引发了大量跟帖。有网民把跟帖中的核心观点摘录如下:
  观众喜欢韩剧，当然有其理由。比如情感细腻，比如演员养眼，比如制作精良。相比于国内电视剧而言，这些都是韩剧的优势所在。在这个文化多元开放的时代，其实不管是韩剧，还是好莱坞的电影，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原因很简单，观众自然是什么好看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观众所看中的更多是韩剧的娱乐功能而非文化入侵。有人认为,韩剧逻辑性较差，观看时无需动脑子，可以单纯的“感情发泄”。换而言之，观众在看韩剧的时候，绝不会去想韩国文化怎么就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宏大命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故事足够精彩就足够了。
  任何一种文化的体现都需要一定的载体。韩国的电视剧、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这些都是外来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外来的“文化鲶鱼”。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并非是从韩剧或者好莱坞电影开始。因为自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清政府的大门开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一直在与西方文化的斗争中不断的延续和发展。不可否认，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式微，有些好的传统，好的习惯，好的做法都被抛弃了，但中国文化或者说华夏文明依然在一脉相承。
  不可否认，韩剧是韩国文化的一种体现，韩剧热无形之中会带来韩国文化的影响，给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伤害程度究竟有多深？根本没有准确的实证数据。韩剧在大陆风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穿韩版的衣服，说一两句“欧巴”、“思密达”，吃几次韩餐，可并没有见到有谁因为喜欢看韩剧就改一个韩国名字或者移民韩国。韩剧的影响当然是客观存在，但说伤害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则未免太高估韩国文化的影响。
  看看韩剧，天不会塌下来，文化自尊也不一定会受到伤害。换个角度说，我们正视韩流的影响，可更该思考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材料4:
  当前，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外国文化涌入中国，在数量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逆差，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进一步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进”，而且要“输出”。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需要进一步奠定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借此从中西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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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
  　　1．资源性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涉及电、成品油、天然气、水资源等多个领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价格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情况，当供需平衡时就会形成均衡价格。
  　　一般来说，市场需求增加而供给偏紧，该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近几年的现实情况看，资源性行业价格有上涨的必要。我国资源供给不足，利用率低，加剧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石油、天然气、水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69%、7．05%、28%。与此同时，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亦偏低。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市场变动对国内资源性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资源不足，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资源，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部署，2012年上半年将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年内将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用2～3年的时间使全国天然气定价符合新的定价机制。
  　　2．实际上，在2012年通胀水平可能整体回落的背景下，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水价调整年初就开始了。2月1日起，长沙居民用水价格从每吨1．88元上调至2．58元；2月29日，广州听证会讨论了两套水价听证方案，居民用水价格每吨分别比原标准高出O．7元和0．6元。气价调整也稳步跟上。4月上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自4月25日起，将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由每立方米1．95元调至2．40元。
  　　虽然此前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明确指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价格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涨价”。可事实上，听证会密集扎堆，水电气价格“逢听必涨”已成客观事实。
  　　以往我国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比较低，为理顺价格关系，改革的方向可能表现为“加法”多一些，“减法”少一些。但在做“加法”时，缺乏成本公开、成本监审机制，已成为一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的主要障碍。
  　　3．让政府来要求降价吗?这似乎是可以实施的一个对策，但我们不能忘记，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要调整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在听证制度中，政府是“裁判员”，但如果让政府在作为“裁判员”的同时，再要充当“运动员”的角色去主动要求降价，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
  　　那么让老百姓自己去吗?似乎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作为利益关系人，老百姓应该自己站出来。因为降价后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谁来向听证会提出降价的要求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去听证会吗?当然不能。那么，这就需要在老百姓这个群体中找一些代表去参加听证会。而谁最能代表老百姓去提出降价的要求并参加听证会呢?答案是确定的，有一类人最能代表老百姓，那就是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无论是从民意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由人大代表来代表群众提出降价要求是最合适的。而一旦降价的听证会能够与涨价的听证会一样被广泛地接受，听证制度才能完全发挥其效用，成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金钥匙”，使价格的调整更趋合理，让“可承受”的价格变动真正成为“可接受”的价格变动。
  　　4．有新闻曝出长沙市民石某7年间至少参加了17次听证会，而且无一次投反对票，因此被网友称作“听证帝”。在长沙，这样的“听证帝”不止一个，有的“听证帝”是冲着几百元的劳务费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前不久，成都4名“听证专业户”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现在，长沙又出现多名“听证帝”。称谓不同。问题相同，都是有人经常参加听证会，而且从不或很少投反对票。不得不说，听证会“逢听必涨”，与这些热衷于参加听证会并习惯于投赞成票的人有一定关系，以至于价格听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听证会越是“逢听必涨”，就越少有人愿意报名参加听证会；越是很少有人报名参加听证会，就越容易让那些贪图劳务费或喜欢投赞成票的人成为听证会上的常客，于是“听证专业户”、“听证帝”应运而生。
  　　这种恶性循环需要改变，怎样改?显然不能限制一些人参加听证会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任何人投赞成票的权利。实际上，“听证专业户”或“听证帝”只是价格听证“逢听必涨”的次要因素，更大的问题在于听证制度本身，要完善的是价格听证制度。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2表示，物价部门将不断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更好地做好价格听证工作。
  　　5．2009年12月8日，在H市水价上调听证会进行到9时38分时，消费者代表、退休职工1突然高举右手站起身，并高声说道“主持人不公”，随后将一瓶还未喝完的矿泉水瓶扔向主持人。他激动地表示，从听证代表发言开始，他就一直举手要求发言，但一直都没被主持人叫到名字，这明显不合理。同时他还说，多年来，H市水价论人头、看干表、按IC卡，水费一直是笔“糊涂账”，目前供水单位仍没有兑现当初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承诺，作为听证会代表，本来是代表诸多消费者行使合法权利来的。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心声的，不应该仅为获得一个发言机会而这么困难。另外，H市水价听证代表的身份也涉嫌造假。身份为“退休职工”的W代表向媒体透露，他是H市现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不到退休的年龄，也不是退休职工。而另一名所谓“下岗职工”的代表F是H市信访局退休干部。更有媒体报道。13名消费者代表中，12人涉嫌身份造假。
  　　6．T市物价局举办关于供热价格提价的听证会之前，曾发给听证会代表们一个“邀请函”，还附带一份“意见书”，在其正面，印有“注意保密，阅后收回”的字样。邀请函上则特别规定代表在“听证会举行前，不要对外透露”。
  　　“我们无法听取其他用户的意见和要求，不能吸纳社会舆论的声音，又怎能发挥代表的作用?”与会的首位发言代表A如是说。包括多名代表对听证会的组织程序提出质疑，认为这次听证会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
  　　而听证会主持人、T市物价局副局长B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在会前对代表作出种种保密的限制，是因为提价太高，担心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才低调处理。
  在老百姓的意识中，每一次民生价格听证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达到涨价的目的，每一次直接下发的女家庭采取用电补贴措施。
  　　日本从1974年6月开始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按照用电量将电价划分为3个档次。各地电力公司对每档定价稍有差异。以东京电力公司为例，第一档为120度，每度电价为17．87日元(约合1．45元人民币)。这是保障基本生活必需的用电量。第二档从120度到300度，每度22．86日元(约合人民币1．9元)。电价与发电平均成本持平。第三档是300度以上，每度24．13日元(约合人民币2元)，以此促进节电。
  　　9．按照现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听证会参加人员的产生方式有三种。公民自愿报名、随机选取只是其中一种，另外两种方式是有关部门推荐和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明眼人一看即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些人自愿报名成为听证会常客，而在于通过自愿报名方式所产生的听证人员占多大比例。按照现行规定，这个比例不足听证人员总数的一半。通过推荐、聘请两种方式产生的听证人员，他们显然倾向于投赞成票，否则怎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推荐、聘请?听证人员的遴选方式要改变，以增加消费者代表的比例。最近广州市规定，从公开报名人群中遴选的听证代表不得少于代表总数的2／3，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这就是不错的办法。同时，要防止一些人为了劳务费报名参加听证会。参加听证会应该是无酬劳的．这样有利于让那些真正热心于社会事务的人成为听证代表。
  　　不能让价格听证变成一道涨价选择题。现在大多数听证会提出的价格调整方案，都是相互差别不大的几套涨价方案，听证会所讨论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而是怎样涨的问题。调子已定，非此即彼，听证代表没有反对涨价的机会。价格听证的结果应该是“可能涨价，可能不涨价，还有可能降价”，所以，赋予听证代表“反对涨价”以及“要求降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听证会程序设置的重中之重。
  　　要重新认识和实施听证制度。一是要推动观念更新，树立新的听证法治观念，特别是深化对于公民听证权利的认识。二是要加强专项立法建制，完善听证制度，这包括听证组织的职责、听证主持人的确定、听证人员名单的形成与挑选、听证程序制度、听证笔录运用、听证过程监督、听证责任追究、听证权利救济等方面，都应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比较完善的、符合实际的法律原则和规范体系。此外，还需要围绕听证制度运行的主客观要求，完善听证的全过程公开机制，完善听证的检查评议机制，严格施行听证问责制，形成良好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以发挥听证制度的应有作用。
  　　为什么要涨价、应该涨多少，要以成本监审为依据；成本监审应由独立第三方作出，不能由涨价申请方自说白话。对于那些没有经过成本监审，或者不愿意公布成本收益账目的，应该一票否决其涨价申请。没有成本的公开透明。任何听证结果都不可能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价格听证制度改进的方向就是进一步加大公开、透明的程度，便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例如，听证会消费者参加人的遴选，可以按照《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关于“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的规定，事先向社会广泛公告，再通过电视台现场直播摇号、随机选取，增强公信力。摇号活动既可以由价格主管部门组织，也可以由消费者组织，还可以由新闻媒体组织．并邀请公证人员进行公证。听证过程中，要让每个参加人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对价格听证会，可以通过电视现场直播、网络直播等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公开听证事项，让不能到现场的社会公众也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听证会的进程。
  　　10．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听证制度已日益成为当今我国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价格领域。从这几年价格听证制度的具体实施来看，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价格听证都是关于涨价的，而涨价的理由也几乎都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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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1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是21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世界垂直产业化分工中令全球瞩目的经济与社会现象。无论是国际社会中的外国居民、专家学者、华人群体，还是国内的仁人志士，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莫衷一是，评价标准及结论也大相径庭。然而，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而言，这毕竟是悲喜交加的一段历史。
  曾几何时，我们曾以全世界都能买到中国产品为荣，但随之又出现了“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对此，有专家指出，一切都是中国制造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完全无事可做了，中国完全成为世界工厂之称，也就是世界资源调整完成之时，那时的格局将是发达国家将以技术生产为主，中国则以工业生产为主，对这种新的均衡没有必要担心。
  中国虽是全球工业生产大国，但核心技术几乎全为外国所掌握，一边占有的是工业产品，另一边占有的是工业技术，两者之间有交易发生，并通过交易实现利益分配。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不会防碍现有的全球经济利益格局，相反，还有助于刺激全球的技术进步。
  　　“世界工厂”的称号曾属于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和稍随其后的日本，现在这项“桂冠”又戴在了中国头上。因此有人说现今世界工厂的董事会在欧美，办公室在日本、韩国，而生产车间在中国。
  资料2
  　　“Made in China”的发展状态及其效应同时存在于世界与中国。从世界角度看，这至少带来三大效益。其一，产业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链中的高端不断向上拓展，从而带动产业层次整体持续升级。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并在重新配置中获得新利益，取得新发展。在“Madein China”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对自身长期形成的高成本，集聚一地的产业链进行分解，普遍将加工环节迁移出来，这就既带来成本节约，又使其将资源更加聚集于设计、研发“产业高端”，因而对全球性的产业技术含量的提升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如果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点，“Made ill China”其实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人类产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体现。其二，利益增进。利益增进除使生产者获利之外，也使消费者获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获益主要体现在用更少的投入获得同量甚至更多的消费福利。走出原产地，授权制造、定牌生产，连锁营销逐渐被消费者接受与认同，并且成为扩大品牌消费的新形式。事实上，目前在全球消费领域，“Made in China”已成为世界品牌消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三，世界经挤秩序的重要承载者。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同一产品从研发到最终消费往往经历数个国家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其背后经济组织的相互依存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相互依存，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这种产业链上的“谁也离不开谁”现象就是时下的国际分工新秩序，难怪一些国际友人作出以下评价，中国是美国当前经济秩序的主要支撑者。
  从国内发展看，“Made in China”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如果说，29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从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给型发展状态步入WTO的世界经济平台，并以排行第四的总量位次参与国际分工，那么，“Made in China”是其中的主要参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Made in China”，就没有今日中国之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
  资料3
  　　“Made in China”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地会释放一定的“落后”效应。
  　　第一，国内企业在制造环节上过度竞争，而高附加值的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由外资垄断，这除了直接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外，还使中国产业始终被困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严重阻碍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Made in China”虽然可以带来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垂直国际分工的某些效益，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带来为国际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却带不来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因而总体落后的状态无法消失。
  　　第二，全国各地同时进行着“Made in China”必然出现在特定时间内将工业化流程中的污染集聚起来，集中排放，这是以往工业化国家不曾发生的社会现象。尽管通过进步了的治污技术可以抵销一部分，特别是可降低单位价值污染排放量，但集聚污染的问题始终突出，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官员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5—2005)》白皮书发布会上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是13％。对此，著名的环保问题专家梁从诚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是，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第三，面对全球普遍担忧的能源问题，集中从事加工业、耗能过高的国家不仅制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极易成为众矢之的，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国际形象。一般而言，愈是处于产业链低端，单位价值资源消耗量也愈高，同样类型生产量愈多，资源消耗总量也愈多。因此。“Made in China”实质上就意味着资源消耗型生产方式，尤其在工业领域，上述资源消耗规律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若要降低单位价值资源消耗量，改进技术、注重节约固然也是可取之招，但明显见效之举还是提升产业价值链。
  　　第四，由于“Made in China”产品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回归国际市场类似于“生物链”。然而，发达国家往往以“顺差”为由，推出种种常规性甚至“创造性”的贸易壁垒方式，制定了《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的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这两项指令实施后，企业在出口时要额外交纳高额的电子垃圾回收费用，其回收成本可能会接近甚至高于在中国的制造成本，这对利润很低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些企业可能由此而退出欧盟市场，此外，欧盟实行的SAS8000标准认证，将劳工权利、环境因素与订单挂钩，这将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新的贸易壁垒。
  资料4
  　　处于产业链低端的“Made in China”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状态往往表现为低价竞争。低价竞争最严重的领域应属纺织品和服装业。如2004年，中国羊毛衫的平均出口价格7美元/件，到2005年下降到3美元/件。中国的鞋、球类产品在过去的10年里出口额增长了50％，而平均价却下降了20％以上。其实，原材料、资源性产品以及机电产品也有低价竞争加剧之势。2004年，中国稀土品出口量是1990年的9倍，而平均价格却下降了46％；2006年一季度，轿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458％，而出口值只增长302％，手机出口平均价格为72．7美元/只，同比下降了15．3％。
  低价竞争其实是低成本竞争，而这种低成本获得，又往往是耗费资源和侵害劳动者利益。就制造业而言，目前中国平均土地成本是日本的1/10，韩国的1/5；平均劳动力成本是韩国的1/13，日本的1/22，这里包含着对工人合法权益的剥夺。《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26日披露，河北省总工会对全省1021家企业2005年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42％的企业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76％的职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家规定的加班工资。非公有制企业中51％的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的企业职工甚至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作26天以上。看来，除了应反思现有“Made in China”增长模式外，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严格管理和法治监控必须跟上。
  资料5
  　　去年，圣诞节过后，我们决定不再购买一些标明“中国制造”的塑料、金属和木制产品，但是我们保留已经拥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我们想试试，没有“中国制造”，我们能不能正常生活。但是，在去年那个黑色的星期一，当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过后的满地狼藉时，一不安慢慢涌上心头。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中国正在占领这地方。
  桌子上的电视机、门边的一堆网球鞋、圣诞树上的彩灯、地板上的洋娃娃……屋里处都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我起身离开沙发迅速进行了一次盘点，把所有的礼物分成两大类一一中国制造的和非中国制造的，最后的统计结果是中国产品25件，非中国产品14件。我意识到圣诞节已经成了中国人制造的节日。突然，我觉得够了，我想把“中国”关在门外。
  经过略施小计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我把丈夫也争取了过来。于是，1月1日，我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这个想法并非为了惩罚中国，只是想衡量一下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想知道放弃使用中国产品到底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以及会带来多少不便。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儿子的网球鞋已经小得无法再穿了，给他买一双新鞋搞得我疲惫不堪，经过两周的奔波后，我终于受不了了，花60美元给他买了一双从意大利进口运动鞋。这笔钱花得让我有点心疼，因为买一双同质量的“中国制造”的运动鞋只需10美元。但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感觉，几周后，我又花了60美元给我们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随后，我们在许多小事上遇到了麻烦，为了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我开车去了六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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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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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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