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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我国的水能资源丰富,能用于发电的将近5.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06年,实际开发的水电在1.29亿千瓦左右,利用率不到2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0%~70%的开发利用水平。水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用电负荷比较集中的东部省市,火电项目四处开花。大量利用煤炭发电,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隐患。我国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在我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的大幅项目地图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斩断。例如:在岷江,正在建设的紫坪铺电站,装机76万千瓦,坝高156米,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大渡河整个流域规划建设356座电站,最大的瀑布沟电站,装机330万千瓦,估计移民15万。在澜沧江,规划了14级梯级开发,已建成的漫湾电站装机125万千瓦,目前是云南最大的电站。怒江的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也已规划开发。
资料二
2004年8月,云南省怒江州的规划报告,提出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与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梯级组成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可达2132万千瓦,超出三峡工程装机容量300多万千瓦。报告指出,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896.5亿元的总投资,可带来40多万个长期就业机会,同时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财政增收。实施这一方案,将使电力成为地方新兴的支柱产业,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电力行业本身。
资料三
  怒江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占全州人口的92.2%,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刀耕火种、人背马驮等原始生产方式和纹面部落等原始社会痕迹。怒江58.3%的区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范围,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产资源不能开发,没有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元,全州4县均为国家扶贫重点县。2004年怒江州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贫困村有11个,农民人均年收入978元。
  位于滇西横断山脉纵谷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3条大江,在东西150公里内紧密地排列依偎着,群山高耸,峡谷深切,构成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理奇观。整个区域达4.1万平方公里,雪山和冰川环抱其间,古老的孑遗植物在这里延续生命,珍稀的动植物在其间繁衍生息,这是地球精心营造的一个最雄奇瑰丽的自然宝藏。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我国这一“三江并流”自然景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准备在这里实施的“两库十三级”怒江水电开发方案,刚一出台便引发巨大争议。
资料四
  2006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写道:力争珠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区,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测区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得到保护与恢复。在生态脆弱区,严格控制开发,建立以保护生态功能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对引起巨大争议的怒江水电工程,2006年水利部门某负责同志表示,完全不开发保持原生态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怒江已不是原生态河流,但原先提出的要充分利用怒江水资源,建设13级水电站,是一种掠夺性的开始。虽然当地希望尽早开发,但即便是没有争议的一两个水电站,也要在严格前期工作审查的基础上实施开发。要严格遵循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确保工程方案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有序推进开发工作。
资料五
  怒江峡谷全长316公里,以其2800米至3800米的相对高差,被誉为“东方大峡谷”。其间高山湖泊星罗棋布,江河瀑布奇丽壮观,处处有雄关要隘、奇峰异石、飞瀑流泉、急流险滩、雪山雄峰和茫茫原始森林。怒江区域分布着植物130多科,900余属,3000多种。其中,竹类10属50种,花卉250多种,光杜鹃花就有90多种,兰花150多种,药用植物近1200种,动物505种,被誉为“物种基因库活的博物馆”。这里是“三江并流”核心区域,是亚欧和印支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地质结构复杂,峡谷两岸山体、断层以及岩层的破碎、变质、旁侧牵引现象分布广泛,构成丰富多彩的地质构造遗迹景观。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是怒江地区特有的土著居民,传统民俗文化极具特色。如傈僳族的阔时节、同心酒、澡塘会、沙滩埋情人、“上刀山,下火海”、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怒族的桃花节、仙女节、密期节,独龙族的纹面女,普米族的吾昔节、火塘文化,此外还有各民族各具特色又互融共生的歌舞说唱文化、饮食文化,以及怒江特色的过江工具——溜索等等。
  怒江州提出“三年打基础、五年创品牌、八年建支柱”的旅游业发展目标,旅游经济持续增长。1997年至2006年10年间,怒江州旅游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27.9%,国内旅游者年均增长率达18.6%,海外旅游者年均增长率达73.13%,旅游业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已成为怒江州新的经济增长点。
资料六
  某水利水电职能部门收到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大量意见。政协委员A先生说:有什么根据认为建水坝就可以提高怒江老百姓的生活?这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一部分人可以致富,水电公司的人可以致富,地方官员可以搭车致富,但当地老百姓真能致富吗?完全靠水电站发电,用救济的方式解决移民问题不是长远之计,长远之计是必须给老百姓一个生计。他认为,移民问题不是轻易能解决的。现在报道的大量三峡移民特别是到外省市的移民出现回流问题,就是证据。当然牺牲一部分人利益不可避免,但要权衡。另外还有污水问题,修了水库后,活水变成死水,污染会加剧,怒江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著名环保人士B女士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指出,全国1600万水库移民现在仍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她说,这1000万贫困移民都没有解决,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怒江建坝就能改变怒江老百姓的贫困?怒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民族的走廊,说明有很多民族,有很多的传统,有各自的生活方式。B女士说: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政府在沿江给他们盖房子他们不住,而要回到山上去?如果只看到了一个季节的怒江,而且根据几天的考查就认为老百姓不能在那里生活是欠缺考虑的。
  某学报C主编提出:怒江作为目前我国仅存的原生态江河之一,应从国家生态安全长期目标出发,将其作为一条生态江予以保留,不予开发。这样,一方面可使其成为国家的自然遗产得到永久保护;另一方面,把怒江作为一个江河生态的对照物和参照系,开展长期、全面和系统的环境观测活动,取得原始生态环境系统的各种相关数据,与人类已经开发的江河进行对比,为国家进行环境影响战略评价提供依据。他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建设。
  环保专家D教授认为,不反复论证地质情况的可行性就贸然施工已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金沙江建水坝,不是要解决能源问题,三峡上游所有的电站都是为了拦截泥沙,这只能说是在为三峡工程买单,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很多研究三峡泥沙的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但是,真的修了多梯级水库就能解决泥沙问题吗?泥沙一层层拦上去,上游该怎么办呢?
资料七
  云南大学E教授说:“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确不是解决当地群众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水电开发,至少是迄今为止一条可实现的对怒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某经济研究所F所长认为,只有开发怒江才能有资金进行生态移民,也才有可能使植被不再被当地百姓出于生存需要而破坏,怒江水电建设完全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上海某大学地理研究所G所长指出:“美国人民把搁浅的鲸鱼推入大海,这值得赞扬;鲸鱼被非洲难民捕食,这也应赞扬,因为它救活了一群人。”
  云南省政府某研究室H主任说,滇西北的怒江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该地区72万亩耕地大部分是挂在陡坡上的“大字报”地,每亩地的产值回报仅33元,10亩地养活了1口人,全州唯一支撑地方经济的森工产业也在环保工程实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科院I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怒江建水电站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老百姓的贫困不可能靠国家救济解决,库区5万移民的代价还是比较低的。从发电角度说,怒江的装机容量可以达到2100多万千瓦,超过长江三峡18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而怒江的投资只有长江三峡的一半,因为怒江的地理条件好,可以用较小的投资产生较大的回报。I院士强调指出:“2100多万千瓦不是小量。”他还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是优先发展的地方,这里发展水电,一部分输出华东、华中,一部分可输出缅甸,从国际形势看,有其战略意义。
资料八
  在瑞典,几乎所有未被大坝截流的河流均被法律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人为开发的破坏。在美国,大约有16000千米的“杰出”河段在1968年通过的联邦《国家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NationalWildandRiversAct)中得到了保护,还有许多河流也受到州一级的立法保护。在加拿大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考虑到生态资源一直是当地居民在使用,所以采用居民以生态资源入股的方法,个人入股大约占30%左右。只要电站还在发电,还在创造经济效益,失去土地的当地居民就不会为生存担忧,他们一直与电站、与电力企业贫富与共。
  20世纪70年代,埃及建成了阿斯旺水坝。这座水坝给埃及人带来了廉价的电力,控制了水旱灾害,灌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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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群众需求,?水系管理部门决定让连心河沿线亮起来,?对不能使用的照明设施进行维修,在需要照明设施的地段安装路灯。
    城市水系管理处有关人士表示,此次亮化工程,将重点解决周边生活区较多、但缺少照明设施地段的照明问题。同时,为使照明设施成为连心河的一景,在节点部位选用一些艺术灯具,使之与水系景观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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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装防护栏的同时,水系管理部门还在水系河道沿线安装800块警示牌、悬挂700条警示标语,提示严禁游泳;并配备100名保安,维护水系河道安全秩序,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2.某代表团考察国外城市水系建设情况,以下是代表团团长所做的考察笔记: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著名河流,大多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曲折历程。?人们在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后,开始更加审慎地思考对河流水系的管理,并在不断实践及摸索过程中,逐步形成较为先进的河流水系规划理念及成熟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英法两国的水管理体制不尽一致,但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我们学习。?英法两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事法律法规体系,社会各界都能够严格遵守,一切水事活动都依法办事。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地方等各级管理机构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同时把参与水事活动的各政府机关、部门、企业的职责明确分开,各自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之内充分发挥作用。两国都对违规排污等违法事件进行严管重治。
    ●英法两国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针对供水和水污染问题,通过立法不断改进水资源的取水许可权属管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逐步完善管理体制,现已由过去的多头分散管理基本上统一到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性集中管理。?一切与水有关的活动均由流域水管部门统一管理,具体可再按政、事、企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一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城市河流湿地的保护,并着手对部分已经被破坏的城市河流湿地进行回归自然的修复,广泛采用“多自然型河流”的理念建设城市生态河堤,构筑近、亲水的城市滨水空间景观等,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上,恢复城市河流湿地的自然生态和环境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进行了关于自然的保护与创造的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拆除被混凝土渠道化了的河道,将河流恢复到接近自然的状态。
    ●早在1903年,美国著名设计师葛里芬在澳大利亚新首都堪培拉设计方案中,提出了一个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城市规划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地带开凿一个人工湖,它将首都一分为二。湖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横跨湖面的大桥,又将全城连成一体。这座人工湖为堪培拉城市整体空间的优美格局奠定了基础。
    ●“人水共存”理念改变了传统的把洪水逐出城市的抗洪策略,提出城市水系应结合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楼宇结构技术,通过不断提高区域水面率,调整雨水径流的下渗和蒸发比例,逐步恢复水系自然循环之路。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同时,允许部分低洼地区作为洪水期的滞洪区,把洪水纳入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人水之间的和谐共存。
    ●“健康工作河流”理念既强调了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人们适度开发水资源的合理性,力图在河流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其关键点是,确保被管理的河流既处在一种合适的工作水平上,又处在一种合适的健康状态中。“健康工作河流”理念既强调保护和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了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水资源的合理性;既划清了与主张恢复河流原始自然状态、反对任何工程建设的绝对环保主义之间的界线,也扭转了“改造自然”、过度开发水资源的盲目行为,力图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
    ●“动态河流管理”是从区域河流水系角度把流域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虑、分析。动态河流管理吸取河道水系建设管理中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管理过程中依据河流生态、公众反馈和新的信息,不断改进、调整管理方法。
    ●在流域管理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合作分为两个层次,即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协作机制包括信息的交流,定期的会晤、协调,增加了双方认同和合作的机会。
    ●英法两国的河道管理费用除来自防洪保安税、城市居民生活和工厂的污水排放费、特殊工业污染费、罚款收费外,其余全部由政府拨款,为流域河道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在英法两国,水管理活动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沿河工厂、企业、农场主和居民共同的利益所在。?投资者或投资者集体,在参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类水务理事会参加重要的决策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使得决策具有广泛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对污染情况的监督,则主要依靠民众举报。
    ●英法两国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各种监测网站。?沿河的监测点,除了常规的水文监测,更重要的是监测水质变化,并实时公布,供各界查询。?完善的监测体系已成为管理部门决策及执法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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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北京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成为最无法忽视的问题。公司职员魏京民说,从1993年至今,北京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车辆不断增加,犯罪时有发生,火灾的隐患更多,大家可以想象,当爆竹像炸雷一般地炸开,将造成多么可怕的危险和污染。其次,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能量与日俱增的爆竹,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今年66岁的退休工人王崇礼说,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北京过春节,回忆大人小孩一起在四合院放爆竹的情景历历在目。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放小鞭小炮,很少见到伤人的事故。但今非昔比,有些能量大的爆竹甚至能赶得上炸药。此次听证的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两个内容:《草案》中关于“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中关于“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有趣的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平衡考虑,在政府趋向宽大的法规面前,七成以上的陈述人都提出:允许燃放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小点,允许燃放的时间可以再短点。职员李全利说,《草案》中对限放区以五环路为界的规定不全面。因为,现在北五环以外的居民也很密集,建议可将此条改为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以及居住稠密区等都规定为限放区。律师黄海说,《草案》关于时间的限制过于粗糙,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和体弱多病人的休息权,建议将其进一步进行细化。比如考虑中国人有守夜的习惯,除夕可以24小时燃放,正月初一至十六则规定21点至24点禁放。还有多位陈述人建议,应由政府出面,在节日期间组织专人统一进行燃放,减少个人的随意行为,以此减少安全隐患。听证会前,北京市政府以及人大有关部门通过座谈会、民意调查、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报道。由此,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那便是各种观点不再是截然对立的,更是趋向交叉甚至融合。
    材料2: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市对于上述两个十分具体、且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事项进行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值得赞许的。他说,这可以使人们与即将出台的新法进行充分互动,听证既是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民意消化和接受法律的过程。在进行公开、透明、广泛的意见征集后,政府降低了决策风险,百姓也提高了对新法的认识,有利于未来现实的执行。2005年春节,北京市民终于又可以“爆竹声中辞旧岁”了——这是13年来的第一次。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取消实行13年之久的禁放令,改全面禁放为局部限放。种种迹象显示,京城“禁改限”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不会忘记,1993年年底,正是在北京下达“禁放令”后,全国数百个城市闻风而动,纷纷设定燃放禁区。10多年来,共有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282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无疑,“放炮年”的到来是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之举。即使是反对解禁者,也不得不承认“禁改限”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据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统计,86.3%的北京市民赞成放开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其中92.4%赞成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也表示,修订禁放规定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群众关于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春节期间“顶风放炮”的现象逐渐增加。但是,在为立法者尊重民意叫好的同时,有关人士提醒,不要忘记当年的“禁放令”在当时也是“顺应民心之举”。“千万别忘了,当年我们是因为什么而禁放的。”北京退休干部沈有海说,“与10多年前相比,许多情况已经改变。但也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包括当年禁放的一个重要理由:燃放爆竹所带来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材料3:2005年春节期间,仅北京就因燃放烟花爆竹551人受伤,发生火灾多起。来自国家环境检测部门的信息显示,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大气污染综合指数也多呈上升趋势,一些城市的大气质量连续数日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而环保专家分析,“罪魁祸首”便是大面积、集中地燃放烟花爆竹后生成的二氧化硫气体。23岁的媒体从业者王林认为,虽然市民支持“禁改限”者居多,但依据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安宁生活的权利应大于娱乐权,不能简单以“民意多寡”论高下。爆竹声会对老、幼、病、弱人士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有关部门也应该关注这些“少数派”的利益。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考虑13年前“禁放”立法者已经考虑过的问题:面对烟花爆竹,城市如何保证安全与宁静?
    材料4:一位市民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上留言,希望政府认真考虑几个问题:解禁后容易发生
    安全事故;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必然会增加;影响市区交通,增加交通管理、消防设施和人力等成本。前车之鉴就在眼前。2005年春节,河南郑州先于北京解禁。结果,从农历腊月三十(2月8日)到2月l5日,郑州急救中心每天接到140多起求助电话,其中燃放烟花鞭炮致伤占2%~3%,甚至有儿童被爆竹炸死。来自有关部门的反馈称,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制定关于对违反烟花爆竹燃放规定现象的有奖举报办法,质监局正在起草准予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规格,而安全生产局正在起草关于烟花爆竹专营的办法。“立法能够反映民意民情,当然是好事。但是,良法必须落实到位,必须有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一些市民担心,管理的不到位将会造成诸多问题。毕竟,烟花爆竹所带来的污染、火灾等现实威胁,不会因为“禁改
    限”而改变。
    材料5:在过去“禁放”的12年中,很多人确实感到被禁掉爆竹声的年越过越没劲。于是,一些人不辞辛劳跑到郊外去过瘾,另有少数胆大者则不惜为放鞭炮而甘冒违法被逮之险。这样冒险偷放的爆竹声,至少笔者每年都能听到不止一起。而申奥成功那天晚上,欢庆的鞭炮就更是理直气壮地响到了凌晨3点。这尽管同样是“违法”的,却表明,在中国人心中,确实没有什么方式比燃放鞭炮更能表达喜庆的情绪、渲染喜庆气氛的了,爆竹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吹呼声。因此,北京市政府顺应多数人的意愿,在充分听证的基础上将“禁放”条例改为“限放”条例,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民俗的的尊重,也是对民众精神需求的尊重。然而,在充分肯定“禁改限”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限放”绝不是全面开放,更没有鼓励多“放”的意思,“放”的时间、地点都是有限制的,对此,除了老百姓应该明白外,还特别需要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认真依法把好“限放”的关。可从去年12月1日新条例实施后的情况看,这个关能否切实把好,可能还真不是一件好打保票的事情。有事实为证,自元旦以来,笔者居住的小区附近就已没了任何限制,不分白天晚上总时不时就响起一阵“噼吧”声,却从未见有管理者、执法者来干涉。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心。如果因管理不到位,光指望老百姓“自律”,最终“限放”之“限”变得如同虚设,那不仅法规的严肃性将直接受到挑战,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也恐有上升之虞。这无疑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从这一点来说,与“禁放”相比,“限放”将更考验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从对烟花爆竹市场的管理,到对违“限”放炮者的处罚,从消防安全保障,到燃放遗留物的及时清理,哪个环节都马虎不得。这样才能真正将一件顺应多数民意的好事办得让人满意。在“禁改限”后的第一个春节,政府能交出一份让市民满意的答卷吗?
    材料6:新年将近,与烟花爆竹生产、运输、销售、存储相关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准
    备。同时也有几则信息让人心惊: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发生烟花爆竹伤亡事故87起,死亡187人。而国家质检总局最近对全国十个省、自治区的监督抽查表明,近五成烟花爆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这些情况向人们发出警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和消费中的安全问题须高度重视,防止一些地方“禁放”改为“限放”后,因麻痹大意导致事故增多,让节日的欢乐成为悲剧。
    材料7:应该明确的是,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也确实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些人的愿望。如果该限的限不住,就难免弊大于利,给居民生活和城市环境带来更不利的影响。因此,“禁改限”措施还将继续经受考验。
    为保证人民过一个祥和、和谐的春节,针对“禁改限”政策实施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对策?(300-400字)
  •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 材料1.全国“两会”期间,有的代表、委员提出,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目前还存在地区不
    平衡的现象。
    按照他们提供的调查数据,对于农村社会救助资源供给的开发。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或者是国际社会,都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从政府对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来看,存在着总量不足的问题。以2002年为例,“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救支出”和“全国社会保险金”三项支出方额为1716.5亿元,但投入到社会救助方面的资金总量还不到100亿元。
     从2002年的情况来看,国家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总量增加了。但增量部分都投到了社会保
    障,并没有投入到社会救助,尤其是农村社会救助领域。
      材料2.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包括临时性的贫困救济、灾害救济、农村五保救济、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由于农村社会集能力、个人支付能力低,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大,筹集资金贫乏,社会物质保障基础薄弱,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过种种努力,但是农村社会救助仍然存在种种问题。
      某镇辖17个行政村,114个村民小组,拥有耕地32000亩,有农户8900户,32340人,其中农业人口29740人,非农业人口2600人,全镇60岁以上老人达到2966人,贫困户达326户,735人。农村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占3.6%,相对贫困人口2800人,(年人均纯收入626-865元)占8.6%。在我国经济收入差距巨大、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中,最明显且较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存在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中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的人口,又是社会结构中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某镇农村弱势群体人口,包括自产自食农产品折价的人均纯收入仅916元,尚有一定数量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大多数农村弱势群体农
    户举债度日,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按目前低于中等水平的消费品市场价格折
    算,625元的年收入只能折合大米260公斤,蔬菜390公斤,肉类125公斤,植物油104公斤,
    食盐347公斤,根本无法顾及其他的消费需求和个人发展需要,这就表明还有一部分农村弱
    势群体尚未解决饱暖问题。
      截至2006年3月,我国各地农村一直沿用的是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近年来,各地区的农村五保救济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农村经济形势、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五保供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据调查了解,某镇应保五保供养人数为197人,已落实五保待遇109人,由于财政资金缺口大,应保
    未保人数达88人,2005年龙头镇财政拨付五保供养费33200元,按197人计算,平均每人每年168元。镇敬老院集中供养37人,如按每人每月150元标准拨付,全年共需55500元,敬老院需自筹22300元。分政供养160人,如按每人每年300元计算,需要48000元。以上两项共需l03500元,与镇财政实际拨付33200元相差70300元的资金缺口。五保供养实际上捉襟见肘,这无疑给镇、村两级本来拮据的经济雪上加霜。
      材料3.据报道,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到344元,最低的只有100元左右。而农村社会救助与城镇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显得更低,以2002年为例,农村社会救助对象总数为6000万人,得到救济的传统救济困难户为17174万人,五保户213.3万人,其他救济对象250.5万人,以上三类人相加得到救济的人数为2235.5万人.年人均749元,月人均62元,如果按照社会救助对象总数计算,月人均23元。在救济方面,农民总数为3.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l717.4亿元,国家用于灾民生活的救济款为40亿元。人均10.8元,更是杯水车薪。
      城镇公民基本上得到了宪法所规定的物质保障权利,贫者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病者有医疗社会救助,大病不用愁,下岗者有社会救助,以待东山再起;老者有养老社会救助,颐享天年,而作为农村公民则对宪法所规定的这种物质保障权利大邢分不能得到,病者无医疗社会救助;失业者无失业社会救助;贫者(灾者)所得到定期社会救济和临时社会救济并非是“应保尽保”往往只有16%-0%的贫困者受惠;老者得到救助的也并非是全体老人,只有“三无对象”的五保户,甚至连五保户也只有70%左右得到救助。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救助处于一种无法律可依、无程序可循的无序状态。
      材料4.据报道,民政部于2005年11月25日召开第18次部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
    冬令期间受灾困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
      据了解2005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到洪涝、旱灾、台风、风雹等自然灾害影响。珠江流域、福建闽江、淮河干流、辽河流域的浑河和太子河等江河发生较大洪水和大洪水;长江支流汉江、黄河支流渭河和下游山东境内发生较为严重的秋讯局部地区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频发;海南、云南等省局部地区旱情严重;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受到强台风多次影响,风雹灾害点多而广。
      根据灾地调查情况并与财政、农业、统计、气象等部门会商,2006年冬令期间全国有7250
    多万人需要政府给予口粮救济,有2150多万人需衣被救济,有500多万人需伤病救济,今年冬令期间救灾任务仍很繁重。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冬令期间是受灾群众困难最大的季节,应帮助灾民安全过冬,切实解决受灾群众面临的口粮、衣被和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材料5.有理却没钱打官司的现象,在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以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
    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肖扬院长在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
      2007年1月10日,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里,当陈邦德、胡风梅夫妇接过2万元司法救助专款时,顿时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陈邦德夫妇是武汉市黄陂人。2004年9月24日晚,其爱子在城区“零点″迪吧跳舞时
    与人发生争执,在被警察带离现场的途中被多人围殴,胸部中刀抢救无效死亡。5名凶手最终被判刑,并被判向陈邦德夫妇赔偿130797.6元。
      2006年3月29日,陈邦德夫妇将其中的2.1万元赔偿款领走,109797.6元需要强制执行。为了便利执行,宜昌中院依法将本案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姊归、湖南常德以及重庆市的法院执行。并多次督促或询问。但三地法院经过调查,答复5名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被执行人正在服刑并且确无执行能力。而陈邦德夫妇年事已高,又身患疾病,丧失了劳动
    能力,基本生活不能保障。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宜昌中院积极争取市财政局支持,为其发放
    了20万元救助专款时,1月10日上午,当还沉浸在丧子之痛的陈邦德夫妇在中院执行庭拿到
    2万元救助款时,心情无法平静,连连表达对政府以及法院的感激之情。除陈邦德夫妇外,另
    有3人也获得了各1万元的司法救助。
      母亲瘫痪在床,女儿无钱上学,身为全家唯一劳动力的淳安县农民徐角银,来杭州打工-个月又被车撞成骨折。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徐角银的情况后,立即应允他缓缴诉讼
    费。经优先立案、审理、法院依法判决肇事车单位赔偿他5万多元。
      下岗女工祝女士与徐角银有类似遭遇,她的女儿林林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在校读书期间,学校曾动员她退学。后来,林林旧病复发,学校派人将其送往医院,途中不幸死亡。祝女士提起诉讼,要求学校巨额赔款。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考虑到祝的实际情况,还是主动为她免去1万多元的诉讼费。
      如今,像徐角银、祝女士这样的司法救助受益者越来越多。仅去年下半年至今,杭州两级
    法院就对近300起案件的当事人给予缓、减、免缴诉讼费116多万元。这些受益者中,有的是儿女不肯赡养的老人;有的是父母不给付抚育费的儿童;还有的是交通、医疗、工伤等事故的受害人……
      材料6.在花费5万多元的医疗费,欠下3万多元债务之后,昨天上午,薛仁群的丈夫只得无奈地在医院里收拾行装出院。因为在工地摔伤,腰椎和骨盆均骨折,薛仁群已经卧床一个多月。医生告诉她丈夫说,谁也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怎样,也许将永远瘫痪。即使是这样,她仍然不得不出院,目的只是为了省钱。
      薛仁群夫妇二人在建筑工地当涂料工,没地方住,为了省钱,他们平时就住在工地。2006
    年10月21日下午下班后,薛仁群因为床板不平,就走到工地脚手架上,想拿一块无用的板来
    铺床。脚手架和楼的连接处有一个空隙,上面被油纸布挡住了,她没有发现,就走了过去。结
    果掉了下来,被摔成腰椎爆裂性骨折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医院下了3次病危通知,实施了两次手术。
      因为她是在下班时间摔伤,建筑公司说不是工伤,刚开始时不愿赔偿。因为没钱动手术,
    薛仁群的手术从21日拖到28日晚上,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为了挽救病人生命,医院最终还
    是在费用未到位的情况下,提前为她实施了第一次手术。后来,经过工友围堵公司讨要医药
    费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单位才先后拿出2万元。
      但是昨天薛仁群出院结帐时,费用一共是53855元,另外还有3000多元急诊费用没有算
    进去。为此,薛仁群的丈夫从四川老家向亲戚们借钱,亲戚们每人借一两百元给他们,也只凑
    了1万多元。幸运的是,在厦
  • 材料一
      从2008年8月12日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率先启用2002式机动车号牌。个性化车牌一经推出,立即受到有车一族的热烈追捧,不少人连夜排队,选择自己喜爱的号码。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交管局等单位就这次新车牌申领改革进行了探讨。并预言个性化车牌有可能推动汽车市场的繁荣,加快轿车家庭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机动车号牌的发放方式大致经历了按序发放、电脑选号这两个阶段,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按顺序排号发放,大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沿用到90年代后期,这种发放方式在80年代后期因为吉祥号的出现引发了很大的矛盾。
    公安部:改革开放以后,百姓可以买车了,都想给自己的爱车选个好好吗,比如6、8、168等,这种趋势从广东逐步延伸到全国各地,这给我们车辆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因为号牌都掌握在民警手里,发给谁,民警说了算,因此不少人托人情、找关系要牌号,交管局、车管所领导对此也很无奈。
    北京市车管所:有些群众直接说拿个尾号是8的,给500、1000元,最高甚至炒到四五万元万。比如有一个新加坡籍先生,因拿到尾号为4号的号牌,从上午10时半到12时半,一直在大骂。
    整天被熟人围着,整天接无数个要号牌的电话,一方面是车管部门的有苦难言,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不满意。有群众反映说,为了弄到好的车号牌,还得拉关系再去花钱,这样无形中给管理部门制造出腐败的机会。
    正是为了解决车管部门和群众之间因为车牌号码而产生的矛盾,北京、天津等很多城市采取了电脑选号的方式,就是把50个或者100个号牌为一段,输入微机,群众当场随机抽取。新推行的2002式车号牌,同样是微机管理,但因为组合方式多,允许车主自行选择编排车号,可以充分体现车主的个性特点。
    北京局:这在管理上是一个进步,既堵塞了号牌发放的个人主观随机性,同时,又满足了车主的爱好需求。
      有群众说,这好像给人更多选择空间,自由度更高一点,具有趣味性在里面,更多地尊重了老百姓选择的权利。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却圆了爱车族的个性梦。
    每一次换发牌照都和车辆的增容有关系,目前,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正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截止到去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7398万辆车,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为182万辆。
      北京局:今天2002号牌资源扩大到了3600万,而北京城现在才182万辆车,要发展多少年才到3600万,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
    由此可见。公安部这次换发新的机动车牌照是充分考虑到了老百姓的购车需求。事实上,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汽车交易十分火爆。以北京的一家汽车交易市场为例,7年前这个市场刚开业时,一年的汽车销量为1万辆,现在一年的销量是5万辆。
    今年汽车销量从1月开始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数量。一位购车者说:没想到车市这么火,我想买辆帕萨特轿车,现在马上交定金也要3个月后才能提车。据了解,目前北京汽车市场上私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了公车,占整个汽车销量的60%。从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看,个人比例更高,去年在80%左右,今年在90%以上,可以说绝大多数在市场买车的人都是私车消费者。
    正因为私人购车者的大量增加,使得他们对汽车销售及管理部门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一个是快捷,一个是服务好。
      8月12日这一天,4个城市的新车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车牌,这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还是第一次。
      天津市交管局武局长:这些所谓的好号、吉祥号,过去大部分都是通过关系,通过找一些领导,找我们管理部门的一些同志办出去的,这一次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前,为了要一个好号,一天总得有10几个电话打来,车管所所长压力比我更大,为了躲避关系户所谓的好号、吉祥号,晚上都不敢回家。
    《经济日报》“汽车天地”周刊的主任张恒:这实际上是一种车牌价值、地位的一种回归。以前应该说车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识别标志。但是由于它变成了一个紧缺资源,因为它有所谓的吉祥号是有限的,这样它就已经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已经不仅是一个标志,而且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身份、能力、地位的象征。
    车牌申领的这种改革过程和汽车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武局长:车牌申领个性化的实施,肯定会极大地推动小汽车走进家庭,也就是说我们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将会加快,特别是私人拥有小汽车的速度将会加快,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张恒:我认为城市的汽车容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北京70、80万辆机动车也已经接近饱和了,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增加,现在180万辆机动车容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汽车容量,而现在的交通状况与当时相比还有所改善。现在车牌的改革至少从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小汽车的空间。
    材料二
      “浙C·88888”吉祥车牌拍出166万创下国内纪录。现代金融报:一张号码为“浙C·88888”的吉祥车牌,居然拍出了166万元的天价!目前温州举办的一场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让世人再次见识到了温州人的“有钱”,而166万元的车牌号码,也刷新了类似拍卖价格的新记录。
    吉祥号码从不缺追求者。现代金融报:以一部车甚至一套房子的价格,换取原本只需300元工本费的车牌号码,如此狂热的举动,在民间资金充裕的温州甚至浙江其他地区却是屡有发生。在此之前,温州第2期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上,“浙C·88888”就曾拍出37万元的高价。温州某媒体在此次拍卖会后曾对近年来发生的特殊号码拍卖作出一份粗略统计,据显示,1990年号码为9008888的手机号码拍出了12.8万元,到了2005年和2006年,浙C.69996的车牌号码与浙C·77777的车牌号也以40万元和39.6万元的高价被购走。
    材料三
      温州小型客车特殊牌号拍卖会的槌声犹在耳边:那是经历了30多轮竞价后,以166万元“天价”成交的“浙C·88888”机动车号牌,得主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他上周刷新了此前40万元的车牌号拍卖“全国纪录”。就在这位陈先生风光无限、沾沾自喜之时,相隔300多公里外的浙北某县一富商林军(化名),却因为他那“88888”的车牌引来了麻烦,有歹徒两次给他寄匿名敲诈信。迫不得已,林军摘下了这个吉祥车牌,换上了普通车牌。
    浙江省日前施行的一部地方法规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公开拍卖受民间追捧的机动车“吉祥牌号”,并将拍卖款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浙C·8888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出“天价”的。拍卖“吉祥牌号”,用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本是件好事,但“吉祥牌号”得主的安全保障难题却凸显出来。
    据《今日早报》报道,林军40岁出头,自办企业,去年财运不错,生意红火。今年年初,林军换了坐骑,花了1OO多万元买了辆宝马车。好车配好牌照,那阵子,林军做梦都想有个吉祥车牌,给自己增添些好运。托朋友.走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颇有点“神通”的林军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非常吉祥”的“浙C·88888”牌照。
    林军所在的县城本来高档车就不多.更别说这“5个8”的“吉祥车牌”了。牌照刚挂上去那几天,林军果然春风得意,他的车一上街,就会吸引无数眼球。
      有道是树大招风。那吉祥车牌挂上不到一个月,一封匿名敲诈信寄到了林军家:林军,你拿点钱出来,破财消灾,不然就……
      “88888”号牌的宝马车,整个县城找不到第二辆,想要找到林军的车非常容易。因为怕车被弄坏,林军每次在外开车、停车都格外小心,特别是停车,他专找有人管理的停车场,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每天提心吊胆的。
      一个星期后,林军又收到一封匿名敲诈信,这次信里的措辞更加激烈。更恐怖的是,写信人掌握了林军一天的行踪,就连他出去买包烟的时间、地点都了如指掌,林军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接下来的几天,林军已不敢开着宝马车出门,只能重新用原来的一辆本田车。但林军又不愿将宝马车闲着。无奈之下,林军只好再次托朋友将这块“88888”的牌照摘下”重新到车管部门上了一块极为普通的车牌,打眼一看不一定能记得住。不让人轻易记住自己的车牌,也正是林军此次更换车牌的目的。
    毫无疑问,在浙江经济发达城市,汽车牌照几乎和轿车一样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看到车牌中有4个、5个“8”,就知道车主非贵即富,对一些渴望超越中产阶层生活的人来说拥有一辆轿车还远远不够,为了炫耀财富,富人争着花大钱买幸运号码已经形成一股风气。
    材料四
      这种汽车牌照号码出卖谁是“始作俑者”,笔者不得而知。但所知道的是,这种出卖早已成为一种规则了。笔者所居的首善之区,一些所谓吉利的号码,一些特殊的号码,一些易记的号码,是不是通过竞拍我不知道,但这些号码好像都不是随便什么人可得到的,也不是“抓阄”可得到的,而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物的专利,至少前些年是这样。
    不独汽车牌照号码,电话号码也同样有过这种竞卖的纪录。吉利的号码,特殊的号码,易记的号码,你若不是有面子的人物又想得到,就得多拿银子。就是那些登不了拍卖大雅之堂的号码,也按号论价。原则当然是,有所谓不吉利数字的号码便宜,没有不吉利数字的号码就相对贵一些。这已经成了被社会所接受的不言而喻的规则。
    前不久又从媒体上获悉,某市把一些人行道地段出售,买到者即可在此设摊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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