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A市干县出现儿童铅中毒事件，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中、重度铅中毒。A市环保部门已认定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但同时又称该公司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该公司2008年总产值11.8亿元，2006年—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达64亿元，年上缴总财税额占整个总财政收入的17%，被确定为县、市、省政府扶持的重点企业。
　　2009年2月20日B市因自来水源污染而导致全城大面积断水。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五次。事故频发与水源地上游大量化工厂偷排污染物有关。实际上，B市对来自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的污染威胁并非没有预见，也制定过《建设B市“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还在饮用水源整治方案中明确提出：2008年底前关闭或搬迁所有计划关闭或搬迁的化工企业，其中也包括此次特大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C县M村的大街小巷开满了服装店铺，经营从国外走私来的被擦去污渍后熨烫、未经任何消毒处理的“洋垃圾”服装。每天这里的上万件“洋垃圾”服装流向全国各地市场，村民从中每月能获利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这些“洋垃圾”服装，沾满了污渍，没有相关保障措施，存在各种病菌，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大量病毒的传播感染，给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多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数百次专项行动。有村民对此振振有词：“我们又不是打劫贩毒，只是小生意！”
较在D县招商会上，该县领导对外地企业宣传：到他们县投资，只要能出效益，什么污染都不怕，环保过不了关由县政府出面解决。“这样置国家环保法律和人民健康于不顾的宣传，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污染事件，政府就承担起治疗和赔偿的责任，这相当于‘企业污染，政府买单’，这样是否有纵容污染的嫌疑？招商引资引进有毒工厂的官员是否应被追责？”一位环保专家质疑道。
　　我国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主要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环境执法监管。2005年—2007年每年环境行政处罚均近10万起。然而，一些排污企业并不怕调查、曝光、罚款。以XX造纸厂为例，如果不购置治污设备，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近15000元。根据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一次处罚款10万元（且每月只能罚款一次，一年不超过12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而2007年10月9日，美国电力公司（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子公司）因排放的废气长期污染一事被民间环保团体起诉8年后，与司法部和环保署达成和解，同意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
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条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损害的判定标准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损害事件调查处理的技术规范。当前做环保影响评价的单位主要依据已有的工业和环保专业上的排放标准来评价规划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将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充分考虑在内。有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2.7亿的城市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约有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1.8%。在我国污染严重河流流域已出现癌症、智商降低以及孕妇流产的高发状态。随着环境的不断加剧，我国公害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公害病是环境污染公害造成健康损害引起的疾病，其特征是污染物长期作用于人体的一种地域性疾病。公害病诊断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诊断，还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须经严格鉴定和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公害病的日本在1974年颁布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了有关公害病的诊断标准及赔偿办法。在美国，污染损害通常是通过法院来确定双方责任，并针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不能马上发现的特点，将环境损害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调整到受害人发现损害时（称为“发现损害原则”）以便保障受害人的权利，目前我国尚没有指定相关专门法律来规定公害病的诊断标准。
江苏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的群众认为，一个地区要达到小康水平环保必须先达标。事实上，生态环境比GDP更显著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过去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际上，“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浙江省安吉县曾经是一个污染大县，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对其发出“黄牌警告”。之后，安吉县以“生态为县”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立县”模式，投入8000万元，治理了74家水污染企业，关闭了33家严重污染企业。经过十年经营，建起以毛竹和白茶作为支柱产业的生态经济：种植竹林108万亩，开发出7大系列近6000种产品，成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让农民人均增收6500多元；白茶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使农民人均增收1857元；“农家乐”等各项生态旅游收入平均增幅在40%以上。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均10343元，高出浙江全省平均1042元。据权威预测算安吉的绿色GDP已达1400多亿元。
2007年底，国际统计局某省调查总队对800户家庭开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现代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39％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的健康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个由国家各部委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淮河流域污染情况时，一位70多岁的老渔民对他们说，河水污染使他家贷款养殖的两万多斤鱼遭到灭顶之灾，血本无归，“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啊!”一位老干部说：“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就是当前农村群众的呼声。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其贫困原因的40％左右，列第一位。无论是改善农民体质，还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都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中国有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国现有健身场地85万多个，仅有8.18％分布在乡（镇）村。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一些新建的大型居民小区也没有规划、建设体育场地。E市市民张大妈自从搬到新楼后就一直闷闷不乐，因为她发现高楼密集的小区内空地小，又多被私家车占用作停车位，已没有可供她健身锻炼的地方了，要想锻炼身体需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她常去的一个公园。
据世界银行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中8％～10％的增长应归功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亚洲经济增长的30％～40％也源于人民健康素质的改善。每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相关医药费用消耗相当于GDP的6.4％。为一个病人看病所花的钱，如果用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可以使20～26个人受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健康和寿命的四大要素中，生物学要素占了15％，环境要素占了17％，保健设施要素占了8％，生活方式要素占了60％。可见，健康是管理的结果，既包括政府对公共健康的管理，也包括个人对自身健康的管理。
健康是人体的一种状态，体现为强健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自1914年起执教清华大学，长期担任学校体育部主任，在校工作了52年。他倡导“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的体育思想，提出著名的“运动迁移规律”，指出运动场上得来的各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体现在人生的诸多领域中。在清华，他严把锻炼关，一到锻炼时间，他就说服那些躲起来读书的学生一起出来锻炼，并随时加以指导；他还经常深入到厂矿、机关、学校等宣传、指导各种体育活动。他不仅践行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教导、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为祖国努力工作。
　　某厂机修车间高级锻工、技术标兵杨××，因长期带病工作、致使肝病恶化住进了医院一事受到违纪处分。他所在车间的负责人也受到严厉批评。“该不该带病坚持工作”引起了该厂员工的热议。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表现，是以工作和事业为重的好员工，应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宣传。另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行动变得迟缓，工作质量大打折扣，极易造成安全事故；还容易将小病拖成大病，给自己、家庭及企业带来损害，绝不应提倡！
当前，我国实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状况，提供科学健身的原则和方法。目前，该项工作应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组织、管理、运作、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仍是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2006年我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存在四个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提高：成年男性肥胖率较高并比2000年有所增长；20～69岁所有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水平比同年龄段的城镇人群要差；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其中，青少年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检查率也居高不下，城市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仅为28.2％（含在校学生），这一数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多；在各年龄段人口中，20岁～29岁、30岁～3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锻炼”者分别为6.2％和6.1％；60岁～69岁“经常锻炼”的人最多，为11.7％，其余年龄段均在8％以上。我国居民具备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4.97％、6.9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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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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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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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3年10月10日为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者，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某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市无业人员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而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某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社会问题日渐增多，造成社会心理方面的若干“缺失”，并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
  一项针对100万在职人员工作现状的网络调査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人感到压力较大，产生职业倦怠。尤其在警务、医护人员、高层管理者等职业群体中，70%—80%的人都感到压力大，表现为失眠，记忆力衰退，容易紧张、蕉虑和抑郁。许多人感到调整自己原有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越来越困难，心理放松、宣泄郁闷的机会和渠道越来越少。
  由于当前各种体制机构还不够完善，人们在资源占用、机会获取、成果享用等方面出现事实上的不公平，一部分人往往在比较中产生了心理失衡。加之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高，各种不平衡、不公平信息迅速大量地传播给公众，造成了更多的心理失衡。这种情绪积累时间过长，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矛盾。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就业模式、保障体系等，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预期、对未知充满担忧恐惧、对变化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心理认同不够，易产生焦虑、恐惧、迷茫心理，出现信任和诚信危机。
  一项对“白领阶层”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认为与过去5年相比，生活幸福指数略有下降和下降很多的占36%；快乐正悄然离一些人远去，焦虑已渐渐占据某些现代人的心理。有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因为收人较低，难以承受较高的生活消费，融人城市生活困难重重，更容易滋生心理问题。同时，人口流动范围加大，生活环境变化加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都会使人们增加社会陌生感，带来归属感的降低，进而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特别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生活着一些被高就业门槛和高生活成本边缘化的“社会隔离”人群，或称心理“无根”人群，这种现象得不到消解，易使一些负面情绪蔓延，甚至危及社会秩序和安全。
  某些心理精神疾病患者常因“羞耻感”而不及时就医，延误了诊治。而患者的亲友和同事也没有及时表现出该有的同情，社会对心理疾病还存有偏见和歧视。精神疾病康复者不能顺利回归社会大家庭，则又成为导致心理精神疾病复发率增高的一个诱因。
  3.为了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S大学举办了以“迎校庆、健心灵、献爱心、促成长”为主题的第六届心理健康节活动。
  2013年4月26日下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J到校作了题为“中国曲艺的魅力”的讲座，讲座现场气氛异常火爆，能容纳300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很多学生一直站着听完整场讲座，J说学逗唱，惟妙惟肖的表情和幽默的言语让全场师生捧腹大笑，充分领略了相声的艺术魅力。4月28日晚，第四届校园相声大赛如期举行，共吸引了1000多名师生参加。有同学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相声通向笑声，笑声连接大家的心声。笑帮人宣泄喜怒哀乐的情怀，笑伴人应对酸甜苦辣的人生！顺利时会笑，困难时能笑，失败时敢笑，我们笑着同昨天告别，又笑着迎接新的黎明！”
  S大学是较早创办心理运动会的单位之一。5月12日下午，第五届心理运动会拉开帷幕，活动精彩纷呈，创意无限。“漫天飞舞”项目要求参赛选手中女生蒙住眼睛抛毽子，而男生站在女生身后5米的圆圈内用篓子接毽子。规则看似简单，却需要女生恰到好处的抛毽力度和男生辨识毽子飞行方向的全神贯注。漫天飞舞的彩毽和同学们的欢笑声飘扬在操场上空，其乐融融。“心灵感应”环节要求参赛者一人蒙住眼睛，背着另一位同学，在他的指引下绕过障碍。背者失去方向、小心探索道路的迷茫，被背同学的指点迷津、化险为夷的喜悦，使得比赛充满刺激和快乐，全场气氛渐人高潮。“齐心协力”“铁人三项”“背对背拥抱”的比赛模式也都突破常规，不仅强调个人的体能展现，更考验团队的默契配合。参与的同学活力四射，乐在其中，观战的同学呐喊助威，激情澎湃，让整场活动都洋溢着喜悦和乐趣。
  举办讲座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传统方式，深受师生欢迎。组委会针对辅导员、心理保健员、普通学生等不同群体组织了若干场精彩讲座。
  5月21日下午，学校党委副书记带着各院系辅导员听取S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D教授作的《如何应对心理压力》的讲座。D教授是国家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她的精彩讲解有助于辅导员们应对职场与生活压力，享受健康人生。
  4月28日下午，S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W老师为全校各班班长、心理保健员作了一场题为《常见的心理问题》的讲座；5月7日晚，W老师又作了一场《与大学生谈人生规划》的讲座。师生们表示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学习、工作、生活中，调节自我，服务大家。
  健康节筹备期间，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深深牵动着师生的心。健康节组委会迅速把给灾区募捐的爱心奉献活动也列为心理健康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使学生们在募捐活动中体认到爱心与向善是心理健康的真正底蕴。
  4月23日，几位学生连夜制作了募捐箱和祈福授带，发起“天佑雅安、心系灾民”捐资赈灾活动。在“生者坚强、逝者安息、祈福雅安、重建家园”的条幅上，同学们写下了真挚的祝福，并将所筹善款汇往灾区。
  一衣一物皆心意，一元一分总关情。有同学说，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就是一座爱的堤坝：我们的手牵在一起，就是一座情的长城。
  4.暑期来临，日益升温的“报班热”让孩子们本该无忧无虑的假期变得紧张而忙碌。不少家长“跟风”，给孩子报了特长班、兴趣班、课外辅导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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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媒体选秀节目从未冷却。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各行各业、各种角色纷纷“选秀”，“选秀热”进人了全面开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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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集资热、股票基金热、买房热、文凭热等，常常是一风未止一风又起。
  据某网站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时下跟风程度“非常严重”，表明随大流、跟风已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跟风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认为，跟风现象折射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在一定程序上构成了社会群体心理“亚健康”的表征。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如果说跟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象，这种“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窘况。文章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的相关阐述，试图把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人。
  吉登斯指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规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要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离开了这个专家系统，个人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形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告无意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它确实为现代人提供辨别和追寻自己需要的物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这无疑会对人们自主选择能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一个他人的选择、他人的要求、他人的想象。因此，它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脱离了庞大的文化系统而难以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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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国《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对城市规划的解释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这是狭义的城市规划概念。2005年，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强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审批工作的通知》，指出城市规划是促进城市科学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与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是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的法规性文件。广义的城市规划巳经超越了对城市进行物质性规划的层面，是涉及了城市空间、物质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产业经济、公众权益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和总体性规划。
  2.梧桐树对于南京人意义深远。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国民政府在市区中山南路等地沿途栽种了2万棵悬铃木，南京人俗称其为“法国梧桐”，其后梧桐树栽种范围逐步扩大到市区其他地段，由此形成了南京市独有的梧桐文化。2011年3月，市区太平北路曾经枝叶繁茂的梧桐树树枝突然一下子被统统砍掉，只剩下准备被移走的梧桐树干光秃秃地矗立在道路两边。一个月前，它们还如几公里外中山路两侧的同族那样高傲而挺拔，但如今已不见经年风华。因为在它们的根系下方，正在掘进着通向江北的地铁3号线。这些梧桐树因为“妨碍”规划建设中的地铁工程，需要将它们移走或砍掉。城市规划者没有想到，这个决定遭到了南京市文化界、经济界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市民自发参与的护树运动。最终，主管部门停止了移树、砍树行为，并承诺优化地铁线路规划建设方案。这一幕与5年前的场景如出一辙。2006年4月，南京市为建设地铁2号线，将190棵民国时期的梧桐树移植到当地的苗圃内，结果遭致市民强烈反对。在相关部门承诺保证被移植的树木存活率能达到80%后，打消了市民的部分疑虑。但其后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调查后发现，移栽后80%的梧桐树巳经死亡。
  3.2011年编制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南京城市性质定位为“著名古都，江苏省省会，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职能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区域现代服务中心、‘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滨江生态宜居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一直是传统重工业产地。2010年数据显示，电子、石化、钢铁和汽车四大产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5363.26亿元，占全市工业的比重达63.1%，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石化、钢铁和电子产业。上世纪90年代，南京市有电子14所和东南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一度电子产业高度发达。目前电子产业在产值总量上仍然巨大，但作为南京最优势产业，现在已经被深圳等城市赶超。南京市几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江苏省内国家级开发区排名中，基本上都低于无锡和苏州，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服务业成为南京市产业规划重点发展的内容，其中房地产等投资的作用尤为明显，南京市依赖城建等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特点比较突出。对此，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教授认为南京的第三产业投资比例很高，房地产行业属于服务业，商业地产发达，当地的房价和老百姓收入比重严重不匹配。”
  4.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选择重点规划发展长江以北的浦口地区，希望能够建成类似大武汉那样的跨江鼎立之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南京人又寄望于把浦口建成“南京的浦东新区”。为了发展浦口，市政府将南京当时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放到了浦口，著名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等一批高校纷纷在浦口建立校区，南京市政府曾用“从秦淮河到扬子江”来形容这个跨越式发展规划，但这个蓝图远未如愿。浦口的规划已经变更多次，把江北发展成为南京的汉口或浦东却始终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有专家分析认为制约因素之一在于交通，在于过江通道。“跳跃式发展，过江通道不通，怎么发展？”以过江通道为例，南京市新建的大桥基本都是服务于过路车辆，且收费高昂。由于几乎不为市内车辆服务，阻碍了过江战略的顺利实施。上海浦东开发之初，政府下定狠心，杨浦大桥等路桥不收费，由政府买单，由此促进了浦东的快速发展。但南京一直没有这样做。
  江北浦口开发迟滞之下，南京市提出新的发展蓝图，先后决定大力开发河西地区和城南。河西地区指秦淮河以西，由于河西离南京城区非常近，近年来，在南京主办全运会的拉动下，该地区发展颇为迅捷，主要是房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今，河西地区住宅均价达到了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2000年后，南京市政府决定在城南江宁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配合，大专院校再次在江宁建立校区，一同获得规划部署的还有地铁等城市轨道网络。随着南京高铁站落户城南地区，以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为中心，市政府规划整合总面积180平方公里的南部新城，目前建设已经启动。最新的政策显示，江北浦口地区将重新回到城市规划建设的中心舞台，移建地铁3号线正是为了解决南北两个新城之间的联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专家咨询组的专家认为：“一般规划确定了，就要按照规划做事，但很多地区的规划落实起来挺难。”据统计，从1981年到2011年，30年间南京市先后换了10任市长，很多任市长任期都不长,平均3年一任，几乎每任市长都有自己的城市规划和重点发展思路。
  5.南京市的老城南地区凝聚着六朝、南唐以至明、清、民国各代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古都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著名古建筑专家黄老表示：“老南京以民居、园林为代表的粉墙青瓦、淡妆素裹的民间建筑，表现出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建筑风格特色。”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以老城南为代表的南京古老街区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
  截至2003年，90%的南京老城区已被改造；2006年，老城南的颜料坊、钓鱼台、船板巷、门东、安品街等5处历史街区纳人改造计划，涉及40多条历史街巷、1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近千座古居院落；2009年，南京再次启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老城南几片历史街区全部被列人“危改计划”，包括仅存的南捕厅、门东、门西和仓巷4处历史文化街区。截至2009年，剩余南京古城传统风貌片区仅占原老城总面积的2%;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除后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为代表的老街区被拆除后用于建设“总部会所”及“独栋公寓”；在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后用于建造仿古建筑群……
  2006年，16位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和学者上书国务院，恳请立即停拆南京老城南，尤其反对市政府的“推平式”拆迁规划，要求保住南京的“根”。2009年4月底，29名专家学者两次联合上书呼吁保护老城南。老城南的原居民们心情也格外复杂。有急于搬走改善居住条件的，也有舍不得搬的。住在千章巷66岁的杨国顺，就称自己是典型的“穷家难舍”，打父辈开始就生活在这里，“住出感情来了”。针对保护老城南的呼声，有人主张，老城南的历史文化可以通过照片、影像保留，可以到图书馆、博物馆去寻找、去体验，这样城市用地增加了，文化风貌也能得到永久的留存。
  在2011年6月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南京属于开发强度应当小于20%的“优化开发区域”。按照南京4638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计算，在2020年以前，城镇建设用地的总规模应当为927.6平方公里，而目前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已经接近这个数值，可供开发使用的土地屈指可数。
  6.2011年8月28日，厦门市有关部门宣布，厦门环东海域的目标是建设“中国最美丽生态海湾”，打造“海西未来迈阿密”。其中，规划建设的“迈阿密式酒店群”含13个酒店地块，有家庭式的休闲度假酒店，也有商务人士的高端酒店和度假倶乐部式酒店，更有临海别墅，几乎全为五星级。“下了游艇直达酒店。届时，游客将在厚度为50厘米、质地优良的漳州白沙的人工沙滩上徜徉。”人工沙滩是厦门市这几年开发旅游房产业的一大法宝。但沙子是天然形成的，人造沙滩不仅减弱了原先湿地具有的净化水质能力，沙子更是屡屡流失。而补沙就得采沙，又是对其他地方环境的一种破坏。投资3亿人民币、2007年9月才投人使用的号称福建最大的人造沙滩观音山人造海滩，被2009年的台风“莲花”打回了原形——大量的海泥被送到这块人工建造的黄金沙滩上，整个沙滩变成了泥滩。
  近年来，厦门一直通过围填海扩大城区面积，自然岸线保留不多，到处是人工岸线。曲折的岸线没有了，已变成平直;海湾没有了，变成了陆地。厦门原来是海岛城市，到现在却变成了海湾城市。“滩涂对厦门很重要。原先污染排到海里，都是滩涂降解。滩涂消失后，对水质净化影响很大。”厦门市环境保护科研所陈工程师说，厦门的城市污水处理率高达90%多，但水质却一直没有改善，与填海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厦门受台风影响并不大，但随着围填海进程，许多原本可以作为台风来临时缓冲区域的滩涂等潮间带，已经完全被水泥路和一幢幢酒店、海景房所替代，一旦有大台风或海啸降临，不能不令人担忧。
  7.文昌路横贯扬州城，路边不时闪现一株古树、一口古井、一座古塔，“镇守”市中心的则是明朝文昌阁，而让这些古董给车流让路的念头，一次次被否决。坐在铺着光绪年间青砖的小院里，扬州“双东”街区老街坊吴德祥很开心，因为今年用上了抽水马桶。“按规划修了化粪池，资金由政府出三成，我掏七成，再也不用倒马桶了！”扬州市12个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保护的每幢民居逐一修缮。目前，已有上千户古城民居完成了修缮，政府为之投入近10亿元。“园林多是宅”曾是老扬州精致生活的历史镜像。木香园主人徐鹏志说这几年，老城冒出了30多座私家园林。园主以中老年居多，他们多为工薪族，花十几万元，在自家院子修小园林，虽仅几十平方米，也是享受精致扬州，传承精致扬州。”他认为，设施便利，环境精致，老城照样能吸引年轻人，“园主中就有30多岁的。”
  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阮教授说,扬州古城历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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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实施，诉讼费交纳标准降低，优惠了普通公民的同时，人们也担心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到法院。山西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一元公交费进行诉讼，北京宣武区一居民，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环境中，纠纷一起，即成诉讼，法院不堪其累，许多民事纠纷一拖多年，小事变成大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法院的大门之处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缓冲力量，那就是人民调解员，他们依靠道德公约，民间智慧，以及熟人之间的唇齿相依的情感和利益权衡，一次次介入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人城乡大迁徒，以及体制外人员的激增，传统熟人社会正在解体，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着让依附于熟人社会土壤上的人民调解员面临日渐尴尬的处境，曾有统计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80年—1985年的6年间，全国人民调节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7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但若不打官司，民间纠纷谁来解决？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该何去何从？
  2．个人态度、能力、素质等都影响着调解的效果与质量。山西省交口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有司法助理，但由于调解工作都是义务的，他们在进行调解时缺少主动性，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了工作的效果。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一天，红星村村民王赢因自家的小鸡刨了同村村民李伟家的菜地，发生了口角，正好被村里的民调治保员遇上，他本应该上前进行调解，但他想对一事不如少一事，李伟拿起院子里的铁锹砍伤了王赢造成了人身伤害被公安局带走。
  3．杨荣新自1950年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有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了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方怀孕，但南方却怀疑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女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调节失败自己就跳江，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提出要求，除非女方赶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做了，两人最终和好。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在全国500万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的原因之一。一份有关人民调解员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则是白白浪费精力，缺乏响应的约束效力已成为人民调解员制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4．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时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的越来越罕见．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从2005年4月至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的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古代的那套自发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严重削弱，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积又大幅度萎缩，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助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重要的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及其所起到的作用。
  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概述我国人民调解员制度的现状
  要求：概述全面、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字数不超过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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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给定材料
  材料一
  2017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369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7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28.4万家，同比增长25.4%；新设个体工商户55.7万家，同比增长15.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1040家、个体工商户2040家。至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75.3万户，同比增长12.5%，其中，企业188.8万家，同比增长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4263.45亿元，同比增长6.2%；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总额累计2354.9亿元，同比增长19.43%。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它们贡献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4%的浙江人，在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全国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材料二
  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4000元钱，带领6名农民白手起家，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各种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企业越做越大，到1978年，全厂已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也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就在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的时候，鲁冠球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几块厂牌一一拆了，只留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配件“万向节”上。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自此，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从当时的“冷门”行业一跃发展成为今天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浙江义乌S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某14岁时就随父走街串巷，鸡毛换糖，收过农药瓶、摆过地摊、搞过养殖……15年间干过20多个行当，但积蓄寥寥。1993年底，已是而立之年的楼某慢慢意识到，什么都尝试便什么也做不好，他决定抓住手中的吸管生产设备，一门心思做吸管，从此不再换主业。“吸管这东西，一次性、几厘钱、低门槛、低技术、低利润，在餐桌上都是白送，还没人关注，只能挣一点辛苦钱。”楼某说，“家庭抱怨、员工怀疑，但我仍然坚持原定的路径，未来五十年只做一根吸管。”20多年来，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守实业，不多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做到极致。目前，S公司拥有各类塑料吸管生产流水线200多条，企业员工600余人，年生产各类塑料吸管近万吨（200多亿支），已成为全球质量最好、品种最全、创新最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塑料吸管生产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导者”。
  材料三
  浙江经济是“千家万户”的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以其准入简便、成本低廉、经营灵活的特点，实现了浙江人创业做老板、发家致富的最初梦想，带动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造就了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的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自身的发展空间在逐步萎缩，尤其是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面临的困难剧增，大量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此，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个体工商户转企业及小微企业规范升级工作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制定“个转企”行业标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自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个转企”20.2万家，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重由2012年底的71.7%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5个百分点。创业者越过个体户模式，“一步到位”直接设立企业渐成潮流，以杭州为例，2016年新设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例仅占50.9%。
  “说起个体户，对方就会觉得你信誉度不高，很多要求有一定资质的招投标活动参加不了，还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损失了不少订单。”在温州瓯海郭溪街道从事五金加工的杨某告诉记者，前年的“个转企”，使他完成了从个体户“小老板”向公司“企业主”的华丽转身，突破了以往的发展瓶颈。在他看来，“个转企”更像是一道平衡大账与小账的“考题”。转企前，杨某也有顾虑：原来赚的钱，只要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行，而转企后，所有的成本开支，都要纳入公司规范的财务体系中。除此之外，经营成本的增加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转企前，他每月只需要缴纳1500多元的定额税，转企后，按照目前的产量，他每月所缴的税费至少要5000元，再请一个兼职的会计，每年至少还要增加2万元的额外开支。即使原材料采购、电费等发票可以进行部分成本抵扣，加上政府还有部分财政返还奖励，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也要增加5万元左右。但杨某更愿意把“个转企”视为一种倒逼机制。“个转企”后，他拿到50万元的贷款，陆续添置两台先进机器，聘用三名设计师，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尽管经营成本增加不少，但杨某更看重的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碑的提升。他认为，“个转企”后如果不自我加压，不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再沿袭以前的“小富即安”或“小打小闹”的思维，很难说企业会走多远。
  材料四
  在浙江嘉兴众多小微企业中，不乏成功转型升级的样本。海归创二代徐某通过不断创新，将一个传统的图文打印部变成了融信息化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管理有限公司。徐某的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承包了一家村办企业，1995年开办了D文体用品店；到2002年，在全市已拥有4家大型文体办公用品店，并在市、县大型商场设立了多家专柜；2006年，又增加图文经营项目，并在2009年将图文业务独立开设成为一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转型基因”的企业。2010年，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徐某从图文业务开始做起，迈上了商海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徐某发现，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为此，他引进日本先进机器，将传统打印业务转向了数字化印刷。2012年，经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的D文体商行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并在2013年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经营许可证，成为嘉兴市惟一拥有此经营权的企业。同时，D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也成为嘉兴市政府定点印刷单位。这一次成功转型后，有着国际视野的徐某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对印刷业务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人对原始文件的数字化加工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人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法满足现代社会电子化的需求。”徐某从客户需求中看到了商机。2013年，徐某再次引进先进技术，在数字化印刷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化加工。此后，徐某又走遍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建起了嘉兴第一座民营档案馆--浙江W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突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实现了档案工作以手工管理为主向以计算机管理为主、以管理档案实体为主向以管理档案信息为主、以档案存储保管为主向利用服务为主的转变。
  材料五
  2016年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蓬勃向上是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受内需不足、外围经济增长乏力，原材料、劳动力、物流、资金使用等成本逐年攀升及企业产品价格难以上涨的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业的小微企业在产品经营定位上大多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回报的策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常以低廉价格为市场竞争主要手段；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企业融资便捷程度、税收减免和用房用地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制度供给仍需加力，企业政策获得感需要进一步增强。
  材料六
  浙江产大民企，也产“小巨人”，从打火机大王、吸管大王，到袜子大王……这些“小巨人”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湖州M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企业负责人沈某介绍，在空调、高铁、发电设备上，都会用到交流接触器，铁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虽然成立时间只有7年，作为行业领头羊，M公司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合作伙伴中，更不乏ABB、西门子、HCC、格力、正泰、德力西这样的知名企业。“这是一个细分领域，早前市场呈现空白状态，我们瞄准并提早介入，就有了先发优势。”沈某表示，“小小一块铁芯，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可其实对精度、硬度等要求都很严格。”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显示，一个小小的铁芯生产，要经过冲压、插铆钉、铆压、放置短路环、压紧短路环、磨削等十多个环节。不过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产品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沈某说：“以前的冲床需要手工送原材料、脚踩冲压，卡尺量厚度，现在都一体成型了，快捷而省力；以前的磨床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个人管一台，现在电脑控制，一个人可以管两台，精密而省力；以前的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刷油防锈，现在采用机器自动雾化喷油，均匀而省力……”在这些生产环节的前世今生介绍中，沈某的语气里难掩骄傲：“每个工艺环节我们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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