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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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1）提炼准确，归纳合理；（2）层次分明，分条表述；（3）不超过3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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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
  　　资料1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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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2
  　　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无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准备杀猪，她赶紧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就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筒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筒，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资料3
  　　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春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资料4
  　　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问。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资料5
  　　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做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人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络，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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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6年8月，在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中，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帮助这些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入学前，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但到2007年夏天，一年多来，三分之二的受助学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也没有采用其他的联系方式。当襄樊市总工会再次组织企业家们资助时，部分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无奈之下，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恩”表示，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社会舆论的热情关注颇有点出人意料。
  小事情引起大讨论，往往就说明人们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多有歧见。2007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截止8月27日，新浪网就“贫困生受助资格被取消”展开的讨论，已有210729人参与。其中，83%（174898票）的网友认为“应该取消”，感恩是做人的底线，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认为“不应该取消”的占8.9%（18790票）和“不好说”的占8.1%（17041票）。
  2．有的人认为，不能因为大学生没写信就简单地认定他们不感恩，企业家不应就此撤销资助。“虽然我不是贫困生，但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何不给捐助者写信。”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我认为多数贫困生并不是心中不知感恩，只是他们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认为上学期间好好学习，做好本分的事情将来回报社会，才是更好的感恩方式。”
  对于资助者来说，来自被资助者的感谢，无疑是一种鼓励。温州资助者李先生说，每次收到被资助的贫困学生发来的慰问短信，都会让他流眼泪。北京的宋女士是一位机关工作者，她和她的朋友们每年都会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边远地区学生提供助学金捐助。她向记者坦言，自己从未要求孩子们定期联系、汇报情况。“去年，我们捐助的10个孩子中有几个孩子刚好是在同一个学校的，年底，他们一起寄来封信，告诉我们收到了多少钱，并介绍了他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宋女士说，“付出的爱心有了回应，这让我们都觉得很开心。但我们也不强求捐助的所有孩子都给我们写信。毕竟他们还都是孩子，好好学习，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汇报了，我想，这也是对他们自己最好的‘汇报’”。
  在这场讨论中还有人认为，怜悯、善良和同情尽管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平等、自由和尊严，也是与生俱来的人格。只要你有那么一点强势，给弱者半分“恩惠”，人家就要感恩戴德。感恩中的“恩”是报不完的，就算报完了，你也是一辈子都欠他的，一辈子都不会与他是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人格。四川有的老板，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由于受助的学生年底没有向“恩人”汇报，老板就取消了他们受助资格，对不知去向的学生还动用律师将其告上法庭。
  一位从事公益事业多年的人士认为，家境贫困的孩子们本身已经面临生活上的很多困难，以居高临下的心态要求受助学生以低姿态的“感恩、亏欠”来面对捐助者和社会，对于年轻的他们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很多捐助者本人也承认，自己爱心的付出，并不是为了这些受捐助的孩子对捐助者有多大的回报，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温暖、充满关爱的环境中茁壮成才，将来能够以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回馈社会。
  3．200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哈尔滨铁路国旅集团职工资助黑龙江兰西县30多名贫困学生的事迹。两年来，这些孩子受到哈铁国旅集团叔叔阿姨们“一对一”的资助，得以继续学业。尽管孩子们盼望，但和自己的资助人在两年间却未曾见过面，只是书信往来。孩子们或许不理解，但叔叔阿姨们确有良苦用心。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爱心助学”的队伍，是他们点燃起一盏盏希望的烛火，照亮一个个苦难少年的前程。在很多人看来，受助者心怀感恩，是对爱心人士最大的安慰。在这种心理期许之下，受助者与献爱心者见面表达谢意，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哈铁国旅人却想得更深一些。帮一个寒门子弟继续学业，可能从此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份情义往大了说，是一种恩德，一生一世都会被铭记。但就受助者当前境况而言，除了感激，没有更多表达谢意的能力和方式。面对资助者，过分强调“感恩”，只会增加他们的自卑感。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哈铁国旅人选择了“见面不如鸿雁”。他们在信中鼓励孩子们安心读书，把对某个人的感激化为对全社会的关爱。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怀！
  那么，是不是就不要感恩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一个故事让人不能释怀。一位在山中修路的农民工，为阻止一辆即将坠崖的大巴车受了重伤，等他在医院醒来时发现少了一条腿。面对“后不后悔”的疑问，他陷入了苦闷：他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可在住院的日子里，那一车人没有一个来探望过他。其实，哪怕只是一声“谢谢”，他也就无怨无悔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感恩，爱心之树就失去了成长的沃土，爱心之舟也必将搁浅在心灵的荒漠。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好的情操和品德永远鲜亮。一个让崇高坠地、爱心落空的社会是多么让人失望啊！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需要倡导形成一种知辱明耻、互相关爱的社会氛围，培育一种尊重奉献、褒扬崇高的价值追求。农民工兄弟未能从被他救了性命的人那里得到应有的感恩回馈，那么社会就要把最高的礼赞献给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不能让他流血、流汗又流泪。
  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责任，当我们更多关注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非他人对自己的；常怀感恩之心，而不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那么，爱心和感恩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大的互动，社会和谐也就大有希望。
  4．有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道德绑架”，就是满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以“附加条件”的有无为标准，划分慈善的真伪，这一简单做法陈义甚高，但实际可能徒增纷扰、于事无补。
  有人做善事，不图回报，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奉献，以此为乐。这无疑是纯粹而真诚的仁爱，自然应当受到社会的称颂。不过，假如还有人在行善的同时要求受益人作出某种回应，是否就会造成道德虚伪和慈善变质？恐怕未必。可以设想，如果慈善必须是不可附带任何条件的爱心付出，那么那些附有一定条件的献爱心活动就会被当成假慈善，那些献爱心者就会被认作道德虚伪之人。如此，奉献者就可能因为害怕“不道德”的恶名而缺乏动力去行善，长此以往，必定害及爱心的传播。在广东，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被资助者必须签《道义契约》。契约要求，受助学生进入社会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偿还助学金，并比照学生贷款支付利息，以帮助其他大学生。令人欣喜的是，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里，即有21人偿还16450元。在襄樊这一案例中，资助者和受助者事前未曾就“助学”活动约定条件，因而活动组织者取消受助资格的决定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助学”就是一场虚伪的“道德秀”。事实上，将“附加条件的有无”看成道德问题，是道德上的一种“洁癖”。
  5．去年，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师范生收到一封校长写的亲笔信。信中，校长叮嘱即将入学的免费生“一定不要忘记感谢父母和家人，不要忘记感谢老师。希望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家门，怀着一颗自信的心走进校门”。
  感恩这种情愫在社会情商体系中愈来愈珍贵了，以至有论者指出“感恩意识的匮乏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上述大学校长致函新生一事竟遭到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诸多质疑甚至指责，认为是“多余”、“多管闲事”等等。对此，有些学者认为，某些制度层面上的不公，不该影响学生对父母、家人、老师应有的感恩情怀，也不能遮蔽一位校长督促学生回首感恩的善意。
  在感恩上，我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也往往由此反思教育的弊端。诚然，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包括感恩在内的情商教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被严重地忽视着——高考以及就业的压力，使得教育染上了愈来愈功利的色彩，由此而生的培养目标的嬗变，也让教育的功利性渐渐向自利转变，学校过多地着眼于有利于自身需要的学生能力的培养，而罔顾其他。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华东师大校长这封“多余”或者“多管闲事”的亲笔信，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就算它只是庞大的既有教育体制中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节点，出于对公序良俗构架的公共诉求，也应该将其视为学校在学生情商教育上的意识觉醒和责任回归。希望这样的谆谆教诲能够多一些，形成一个逐渐完善系统的学校情商教育体系，来救赎我们心中遗失太多的感恩情怀。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形式表露了感恩教育所必需的宽容和细节原则。很多时候，感恩是一种心灵独语，需要宽容的平台和细节的积累来培植孕育。
  6．2007年8月27日《解放日报》载文：某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讲述了一个“沉痛教训”：一位学生家庭突遭变故，陷入贫困。学生身边的一群老师坚持每月给他三四百元资助，直到他毕业。逢年过节，老师们还轮流请他来自己家吃饭。这名学生要毕业了，老师们筹划着开个欢送会。谁知，他跟谁都没打招呼，收拾完行李独自离校了。失望之余，老师们反思：我们给贫困学生的关爱中是否还缺失了哪一块？答案是：缺失了心灵扶助。
  文章认为，初进校时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感到自卑、心态不平衡，人际交往不顺畅，他们需要“润物无声”的心灵呵护。高校需要不断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网络，鼓励贫困学生参加社团组织，锻炼能力，获得自信。当他们的心灵充满阳光时，感恩意识与能力也会不断提高。
  贫困大学生无论接受国家还是民间资助，学校都要为他们搭建一个感恩与回报的平台，除了对资助者表示感谢外，更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回报社会，使爱心得以“接力”。华东大学每年有6名学生接受一位老先生的捐助。学校除了开年会，让受助学生和老先生见面交流外，还组织学生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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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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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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