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给定资料】 云南省丽江市“玉湖水利群体事件”过去一年多了。事发地现在情况怎样？2008年底，记者实地调研感到，玉湖的反思与经验，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群众工作，有许多启迪。 2007年6月27日上午9时，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湖村近百村民，就三束河调水补偿问题在村口聚集，准备到县、市上访，继而堵断三束河14天。丽江市委、市政府遵循“一切从群众立场出发，决不能与群众对立”的精神处理事件，玉龙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深入群众中工作10多天，妥善平息了事态。 一年后。记者眼前的玉湖村一片生机：新修的弹石路穿过村庄通向雪山，路边流水潺潺，游客骑着马叮当而过。2008年黄金周期间，旅游合作社分给村民的钱每天都有几万块!与记者谈起“玉湖水利事件”，曾参与堵水的纳西族妇女和爱琴满脸羞愧地说：“当时真是吃了‘迷药’了!” 玉湖村曾经很穷。但旅游资源富集。从2002年起。村里兴起牵马旅游。获利丰厚，但无序竞争日趋激烈。2004年，村里以“党支部+合作社”的形式探索建立旅游合作社，规范了牵马旅游，村民可从中分红，村集体也有了积累。玉湖村党支部书记赵世军介绍，从2003年到2007年，玉湖村人均纯收入从927元猛增到2500元。旅游合作社红火了，利益纷争和矛盾随之而来。合作社重视的是规范经营和长远发展。一些农民看重的是眼前利益。 从2007年4月18日起，丽江市从三束河往城区调水。按照政府制定的补偿政策，水班（以村组为单位从河流中依次取水灌溉的班次，以小时计）“绝收一亩补一亩，减产多少补多少”。玉湖村九个村民小组中有三个没有补偿。但部分村民认为。连下游的村社都有补偿，自己为涵养三束河水源做出了贡献，无论有没有水班，都该补偿。 据公安部门调查，调水补偿只是导火索，背后是个别不法分子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掌握基层政权，从而将村旅游合作社、马场等集体利益归为己有。他们打着为全村争利益的幌子，蛊惑、煽动不明真相群众聚集堵截水源。 村支书赵世军反思说：“现在，我们村既抓钱，又抓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玉龙县委书记孙文忠分析，玉湖人富得太快，法制观念和文明素质跟不上经济发展；村社管理上，抓富裕紧、抓文明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同步。他说：“玉湖村内部矛盾的产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发展中的矛盾，不同于传统的治安问题，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 2007年7月10日12时，三束河水源被持续截断312个小时，丽江市城区供永和景观用水面临危机。面对手持斧头、锄头、棍棒的聚集群众，玉龙县委、县政府报经上级党委政府批准，对“玉湖水利群体事件”依法处置。17时30分，公安机关疏散聚集堵水的村民，对暴力抗法者采取措施。 从事发到依法处置，县委副书记杨晓敏、县政法委书记杨福红等县领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幕后组织者家中做工作；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苦口婆心地感动教育了多数群众。 记者了解到，为避免干部“走读”、脱离群众，玉龙县有一条铁的纪律：乡镇干部离开驻地，必须报县委请假。如果县委领导下乡发现乡领导不在而且没请假，可以对其就地免职。领导干部作风的扎实过硬。也避免了处置中可能出现的误判和草率。 如今，丽江设法财力下沉，让基层“有钱办事”。走进玉湖村党支部，党支部议事制、村两委联席会议制、民主评议党员制等18项制度全部上墙。村两委班子成员直接挂钩到村民小组，对社会治安、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包干负责。村支书赵世军说，两委班子成员从来不休双休，坚持每月上班25天。村民们“有事找党员、发展靠支部”。 总结“玉湖水利事件”的教训，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说，近年来，基层组织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尤其是在个别农村，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减。群众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就会有组织地集体上访，群体事件难以避免。玉龙县地处滇西北，世居着10多个民族，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5年多来，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全盘经济。 大建设、大开发，也带来了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纠纷：新建县城周边农民变市民的问题，项目区内群众与开发商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关系群众的现实、直接利益，具有鲜明的经济利益特征。基层干部感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光靠思想政治工作不行，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手段。 回访中，基层干部们反映，由于基层的财力较弱，一些乡村仅能维持运转，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玉龙县2007年财政收入仅有8957万元，为解决城市调水后白沙乡现有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需要资金1200万元，玉龙县除请求丽江市解决500万元外，还要请财政状况较好的“邻居”古城区帮助解决200万元。目前，尽管丽江市的财政非常困难，但也想方设法财力下沉，给基层“补血”，让基层“有钱办事”。 玉龙县县长和慧军感慨，“玉湖水利事件”是一面镜子——村民们从中看到了只顾眼前利益、无视国家法律的害处。倍加珍惜眼前的安定和谐；村干部从中看到了片面发展的局限，思路变得协调科学；领导干部从中看到了创新执政方法的必要，决策更加透明、民主。 这句话间接告诉了大家，处理群体事件的一个根本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群众工作”，对于作答本题第二问有很强的指导意艾。 【问题】 请联系“给定资料”提供的云南丽江“玉湖水利群体事件”案例，反思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一些地方非理性群体事件仍会不断发生？“玉湖水利群体事件”妥善处置给我们处理复杂问题哪些启示？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观点明确，言简意明，字数不超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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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铁片分别插入下列溶液中，过一段时间取出，溶液质量减轻的是（ ）．
A、硫酸铜溶液
B、氯化锌溶液
C、稀硫酸
D、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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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给定资料】 2012年春节期间，不到70万人口的三亚市接待了近50万游客。近年来，三亚市游客增长量保持着两位数，机动车总量更是保持在30%以上的增长。蜂拥而至的游客对机场、酒店、餐饮、出租车、旅游景点都构成了巨大压力。 针对春节期间三亚市暴露出的海鲜排档欺客、宰客等违法经营行为，海南省人大代表认为，这与三亚市整体旅游从业人员、商家经营者诚信水平较低有很大关系。海南省人大代表王宏建说，许多旅游从业人员、经营者总把黄金周当成“捞一把”的机会，海鲜店变本加厉抬高价格就不足为奇了。部分人大代表认为，三亚旅游市场的供需矛盾长期存在，游客过多，而基础设施偏差，城市建设的功能有待完善。 海南省人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三亚旅游市场出现的种种乱象反映出：建设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三亚旅游市场管理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不够高，与国内旅游市场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相比存在不小差距。 “诚信经营是海南旅游有序发展的生命线。宰客现象久治不除，内在原因在于整个旅游从业人员和商家的诚信水平有待提高。”海南省人大代表、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说，政府需要加大监管力度，解决旅游市场中的乱象。 陆志远表示，对存在欺客宰客、敲诈勒索等突出问题的海鲜排档要坚决实行“一次性死亡”，这是海南旅游管理的一贯态度。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0”，对海南省人大代表、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所说的“一次性死亡”加以解释。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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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给定资料】 2012年6月3日，辽宁沈阳有着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在8秒钟内被爆破拆除。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占地45.5万平方米，办足球比赛可容纳3万多人，建成至今，它只经历了唯一次顶级的辉煌，那就是孙悦在沈阳办的那次演唱会。8亿元投资瞬间变成浮云，这次爆破创下了国内最大全钢结构建筑爆破的纪录。同时也因其不到9年的使用时间而创下了沈阳最短命的大型建筑被终结的纪录。 从被冠以豪华、地标、最大等字样的体育中心。到沦落为一个仓库，再到最后被爆破拆除，绿岛体育中心终结命运的理由是使用率太低，而未来这片曾经承载着沈阳球迷无限希望的绿茵场上即将矗立的是耀眼的商业地产项目。 与此同时，2013年全运会在沈阳举办。为承办赛事，沈阳市需提供全运会各类场馆38个，目前，全运会场馆建设正紧锣密鼓进行着。 和沈阳绿岛体育中心有着同样命运的是哈尔滨工人体育馆，1976年动工修建，1992年变身为鞋城，2006年难逃拆除厄运。山东菏泽已经20岁的牡丹体育场，也在岁月中改变着自己的模样，各色经营门面充斥其问，运动场地上杂草丛生，杂物堆积，只有空荡荡的看台在默默等待，可是它能等来运动的回归吗？可是，即便是在这些豪华运动设施开设时，每小时高昂的收费也让普通市民和球迷被挡在门外。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陷入尴尬处境，“平民化”应是体育设施建设的出路。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指出“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陷入尴尬处境，‘平民化’应是体育设施建设的出路。”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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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给定资料】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2．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了。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简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3．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青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借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4．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5．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入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格，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外，对火腿、黄酒、茶叶、蜂蜜、食用植物油等5类浙江传统特色食品，将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6．“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在杭州秀丽的吴山背麓，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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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成为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 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