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设立的具体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的人员，称为
A.人民调解员
B.司法助理员
C.司法调解员
D.司法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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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关于调解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按照调解主体分为调解员调解、调解机构调解和法院调解
B.双方可以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C.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其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D.在仲裁过程中，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仲裁员担任调解员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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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干部改任职务不明确行政干部（参谋、干事、助理员等），年龄应小于拟改任行政职务等级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以上。
A、1岁
B、2岁
C、3岁
D、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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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某和王某发生邻里纠纷，有矛盾激化的可能，人民调解委员会派人民调解员小冯去调解。根据《人民调解法》，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A.范某和王某提出要求更换调解员小冯B.王某因个人原因提出终止调解的意愿C.范某要求再增加一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D.小冯出于邻里和睦的考虑，阻止范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1．4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实施，诉讼费交纳标准降低，优惠了普通公民的同时，人们也担心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到法院。山西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一元公交费进行诉讼，北京宣武区一居民，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环境中，纠纷一起，即成诉讼，法院不堪其累，许多民事纠纷一拖多年，小事变成大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法院的大门之处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缓冲力量，那就是人民调解员，他们依靠道德公约，民间智慧，以及熟人之间的唇齿相依的情感和利益权衡，一次次介入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人城乡大迁徒，以及体制外人员的激增，传统熟人社会正在解体，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着让依附于熟人社会土壤上的人民调解员面临日渐尴尬的处境，曾有统计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80年—1985年的6年间，全国人民调节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7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但若不打官司，民间纠纷谁来解决？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该何去何从？
2．个人态度、能力、素质等都影响着调解的效果与质量。山西省交口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有司法助理，但由于调解工作都是义务的，他们在进行调解时缺少主动性，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了工作的效果。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一天，红星村村民王赢因自家的小鸡刨了同村村民李伟家的菜地，发生了口角，正好被村里的民调治保员遇上，他本应该上前进行调解，但他想对一事不如少一事，李伟拿起院子里的铁锹砍伤了王赢造成了人身伤害被公安局带走。
3．杨荣新自1950年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有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了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方怀孕，但南方却怀疑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女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调节失败自己就跳江，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提出要求，除非女方赶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做了，两人最终和好。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在全国500万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的原因之一。一份有关人民调解员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则是白白浪费精力，缺乏响应的约束效力已成为人民调解员制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4．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时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的越来越罕见．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从2005年4月至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的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古代的那套自发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严重削弱，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积又大幅度萎缩，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助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重要的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及其所起到的作用。
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概述我国人民调解员制度的现状
要求：概述全面、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字数不超过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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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张香桐张光武
冯德培和张香桐被一致公认为中国神经科学奠基人。冯德培先生已逝世有年，张香桐先生却还以94高龄而继续为科学事业工作着。
张香桐出生在河北贫困的农民家庭。14岁时，他的母亲不幸故世。就在那一年，在叔叔们的支持下，他进了桥头镇小学。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小学。后报考了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考试那两天，他没有钱住县城的客栈，就在街上找了个摆摊的棚棚睡下，靠自己家烙的玉米饼子和街旁小井的井水充饥解渴。考完后，他照旧回村里帮父亲干活，直到发榜那天。偷偷跑去看榜的张香桐见到自己榜上有名自然高兴，但他绝没有指望父亲会继续让自己升学。还是在叔叔们和小学班主任老师的劝说下，父亲四下设法凑足了钱，张香桐总算实现愿望，跨进了日夜向往的中学大门。
在省立七中，张香桐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各门功课成绩在班内也自然是名列前茅。他的人缘也特别的好，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天有不测风云，张香桐读中学三年级时，家里遭了火灾，全家赖以存身的几间屋子几乎全部被烧毁，张香桐心里隐隐感到，自己的读书梦已经做到尽头了。他回到学校收拾行李，准备退学。后来在同学的帮助下，张香桐才一直坚持到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后，张香桐既履行约定，到城防司令家当家庭教师;又报考了学费比较便宜的北京大学预科班，并且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于是，他一面在正定当老师，一面又在积极自学完大学预科的课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在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香桐和另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自告奋勇，负责将所内的图书仪器运送内地。逃难期间，有几次稍作喘息的时候，他便心无旁骛，有滋有味地做起他的研究工作来。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在一座破庙里，张香桐完成了关于刺猬脑干内细胞核团的组织学观察，绘制了40多幅与之相关的写真图，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一观察研究的专著。最重要的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以整段的时间对神经解剖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习，对这门历来被人们视作枯燥乏味的学科，进行了集中攻克，从那以后，他已经能够做到，对每个神经结构及其周围组织的关系，了如指掌。
1942年，在贵阳安顺军医学校任教时，张香桐获得了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弗尔顿实验室深造的机会。四年后，张香桐以优异成绩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对大脑皮层研究的贡献日益显著。张香桐用当时的先进技术记录大脑皮层单位电位，着手研究树突的功能，被认为是研究大脑皮层树突功能的先驱者。多年以后，这位著名脑科学家又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推崇为“神经生理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始终没有忘记弗尔顿教授对他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教诲。
张香桐得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后，频频给国内亲友写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包括张香桐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想要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回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1955年7月，张香桐得到一个去北欧讲学的机会，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开始酝酿：取道北欧，返回祖国。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素所信赖的弗尔顿教授，弗尔顿十分诚挚地说："你应该回去，去为你的祖国服务!"他也告诉了房东休斯夫妇。这对善良的美国人一再地挽留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中国房客："这儿研究条件好，生活也安定舒服，还是不要回去吧!"他们说的全是实话，但还是留不住张香桐。
回国后不久，张香桐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建立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1962年，在张香桐的带领下，又建起了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已经能够成功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
如今张香桐已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科学家，但他仍时时记起当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员时，心理学研究所老所长唐钺先生对他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坚持去做自己选择的研究工作，干它个三五十年，即使你是一个庸才，也会变成专家。”
【相关链接】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新中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张香桐学习认真刻苦，仅用了两年时间便读完了小学，又顺利地考上了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后在亲人、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又读完了中学。
B.张香桐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想着返回祖国，但由于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的封锁政策，未能如愿，最后张香桐像许多中国科学家一样，辗转回国。
C.弗尔顿教授对张香桐给予了极大帮助，一方面在美国期间对张香桐给予关爱和教诲，另一方面推荐他使他成为“神经生理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D.张香桐被公认为中国神经科学奠基人之一，他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
E.张香桐已名满天下，但他仍时时记起唐钺先生对他说过的话，这句话其实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因为坚持研究，才从庸才成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