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从青海源头，向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在山东肯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沿岸。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蒿莱，劳动生息，创造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植被繁茂，山溪密布，旱有密布如网的河流之水，涝有山岗丘峦可退。这里有第一个能显示华夏文明的夏王朝宫殿群，还有商王朝第一个宫殿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商王朝迁徙到安阳殷墟时，甲骨文字已是常用的规范文字。青铜器更显现了殷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和王权的出现，是黄河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一词最早的所指也是黄河流域。　　古往今来，黄河两岸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前进。黄河流域地灵人杰，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优秀的军事家廉颇、卫青、霍去病，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张衡、司马迁、杜甫、白居易、关汉卿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捐躯的杨靖宇、吉鸿昌……他们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黄河的骄傲。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第一景观该是那闻名天下的壶口瀑布。黄河流经此地时，敛水成束，倾泻在三十多米深的石槽中，形似茶壶注水，正如古云"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在这里，黄河河床陡然收束并下陷，湍急的河水骤然被挤进狭小的空间，瞬时就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浪花飞溅，波涛奔涌，浑浊的河水被两岸的石壁无情挤压后,又反身冲向河水中央，形成了白色V字形的雪浪，翻滚着从壶口落下30多米深的谷底，愤怒的河水发出震天的怒吼，同时腾起了冲天的水浪和白雾。白雾中又幻化出了美丽的彩虹，若能在这里聆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你定会觉得空前庄严神圣，热血沸腾……黄河在这里完成了她的交响乐中最华美壮丽的乐章。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华古都的繁华盛况，弥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世界绘画的瑰宝。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唱出了黄河儿女的心声与愿景，世代流传。屹立在孟门山上的大禹雕像又会令瞻仰者忆起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英雄业绩……黄河之水从源头到入海口，汩汩滔滔，孕育着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在黄河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保护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治黄实践活动，是黄河文化发展的沃土和源泉，而黄河经济的发展又为黄河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母亲河"的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60多年来，当代治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依靠已建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战胜了花园口1万至1.5万立方米∕秒的洪水7次，1.5万以上的3次，确保沿黄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在黄河流域已建成和在建的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全河引水工程已建成4600多处，引黄灌溉已由解放前的1200万亩，发展到11000万亩，增长了8倍。黄河水的利用多达307亿立方米，为全国各江河利用率之首；60多年来，有计划地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道，彻底扭转了历史上黄河口居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险恶局面；随着河口流路的稳定，黄河三角洲由过去一片荒凉变为富庶的鱼米之乡。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回报。但黄河毕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广义的说，黄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就包含着对黄河的治理。为了抵御河患、造福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修建黄河大堤。黄河大堤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见证了黄河的沧桑，既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又记录了黄河以其自然破坏力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既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成就和精神，又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化工和矿业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黄河污染触目惊心。"一碗河水半碗沙"，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提交了《关于尽快立项建设黄土高原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的建议》，建议通过加大对黄土高原1.88万平方公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的治理力度，来改善黄河水沙关系、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改道26次。究其原因，主要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长期的淤积抬高，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黄河底床比河南开封市地面高13米，比新乡市高20米，"一旦堤防决口，就是灭顶之灾"。　　3.长期以来，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开发活动主要是防洪和扩大航运，这两项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但水质问题却是影响着密西西比河全流域"健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地表水排放有毒废水量最大的有15个州，其中5个州分布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这里很多河段都达不到美国政府1972年颁布的《清洁水法》中有关适于鱼类生存和人们游泳方面的水质标准。调查表明，排入上密西西比河的许多化学物质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污染的废水。虽然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十分重视，建设了大量工程，但计划中的工程仅完成60％左右，实际还只能勉强防御一般性大洪水。航运一直是上密西西比河重要的商业活动。明尼苏达州到密苏里州之间的河段建造了27座船闸和大坝，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航运条件，但很少考虑到这些大坝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航运与其他活动的相容性仍是密西西比河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泥沙淤积是上密西西比河的主要环境问题，过量泥沙使水生植物的光透射性减少，并淤填在上密西西比河的回水区。上密西西比河的渠化、一系列船闸、大坝以及通航水库也形成了一个拦截冲刷泥沙的系统。湿地减少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密西西比河至今仍没有全面规划，近年才采取整体考虑的方式研究航运与环境的关系，但尚未根本解决整个上游流域的综合治理，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依然存在。　　科学家警告说，森林砍伐已经使亚马逊河众多支流的水文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干流受到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亚马逊河的7000条支流正逐渐干涸，另外肥料和农药也对这些支流的生态状况造成了很大影响。近年来，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速度较以前加快，一些森林开垦为养牛场，还有很多林区则开垦成农田，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大豆的种植面积很大，而大豆如要在赤道地区生长则需要大量的肥料和浓度很高的农药，势必引发水质污染。为使亚马逊河免遭干涸的命运，巴西政府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农民砍伐沿河岸50米以内的森林；另一项法律则规定，只能伐20％的森林，其他80%的森林可以根据政府批准的林业管理规划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但是，在这个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亚马逊地区，上述法律以及其他环境法规常常受到漠视。　　埃及地处北非，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工农业及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曼扎拉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北端，是一个长60公里，宽40公里的长方型湖泊，它对尼罗河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埃及各地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几乎都通过5条水渠流入湖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人口激增，工业和农业及生活废水大幅增加，加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曼扎拉湖水质急剧恶化，湖里鱼类几乎绝迹，鸟类也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现实，埃及政府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消除曼扎拉湖的污染，改善曼扎拉湖的水质，不仅对提高湖区周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埃及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曼扎拉湖治污工程于1992年开始实施，人工湿地的工程包括扬水站、污水沉降池、污水处理池、幼鱼池和养渔场等，2001年工程全部完工。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污水已经基本消除了其中的污染物质，如富氧物质的70％、总浮游物的80％、氮磷总量的50％和粪便的98%都己不复存在。记者在参观这一人工湿地工程时看到，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第一、第二和第三沉降池，经过多次过滤和清污处理之后再引入幼鱼池，鱼池里的水清澈透明，鱼儿在池中悠闲地游动。经过鱼池流入曼扎拉湖的已处理过的水便不会再污染湖水。如今，这里的生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4."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是被广泛宣传的一句口号。黄河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通常说法有四条，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初闻此话，似觉有理。但实际上这不能算作黄河自身的健康标准。从黄河的发育史上可知，在有人类之前的许多年，黄河曾是互相之间并不连通的四段，最下面的一段为三门峡所阻隔未能入海，那时它是一条内陆河，而此时黄河的生命非常健康，正处于它的蓬勃发育时期。在有了人类之后，黄河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因此，若舍掉人类存续与黄河的相互关系，单讲黄河本身而言，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会有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而这恰是几亿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自194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治黄以来，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决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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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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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良辰吉时已到，婚礼开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2012年10月6日中午，在江南某村，一对“85后”新人的传统结婚仪式正在举行。　　“这对小夫妻年纪不大，倒愿意举办农村的传统婚礼，真稀奇。”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据了解，这是当地几名大学生村官策划的第一场农村传统婚礼。　　看惯了西式婚礼的走红毯、切蛋糕、倒香槟等流程，这场农村传统婚礼，让年轻的新郎新娘感到别有一番韵味。　　新郎东平怀着欣喜而忐忑的心情望着新娘丽丽。在婚车上，新娘用糙茶洗好脸后，就盖上大红盖头，小鸟依人般挽着新郎的手走下婚车，鞭炮声中，新郎新娘踩着印有“喜”字的麻袋走进堂屋，麻袋又称“代代子孙”，寓意新人早生贵子。这是，空中下起了一场“花瓣雨”，围观的孩子欢呼雀跃。　　“接下来是‘过火盆’，红红火火。”在婚庆策划人员的提示下，新郎新娘绕着院中的三堆火走三圈后，正式进入堂屋。婚庆策划人员和记者说，新人跨过门槛时要先抬右脚，这是“顺脚”，寓意婚后的日子顺顺利利。　　堂屋主桌上摆放着成双的龙凤花烛、果品和用于挑起红盖头的喜称“称心如意”，“新郎官，你不看看新娘长啥样嘛？”人群中有人喊道，新郎笑着拿起“称心如意”，小心翼翼地挑起红盖头一角，露出新娘的嘴角。“虽然他们并不像古时候那样等到拜堂才头一次见面，但挑红盖头是传统婚礼仪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写进了策划书。”婚庆策划人员说。　　大学生村官W是婚庆策划主力之一，她与同为村官的Z和L策划了这场农村传统婚礼。W表示，他们十分看好传统婚庆仪式的前景，也希望能借此施展自己的策划能力。　　记者在婚礼结束后向婚庆策划人表达了自己观摩婚礼的感动心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策划一场传统婚礼的时候，W说：“与新式婚礼比较，传统婚礼更注重过程和仪式，半年前这对新人就按严格的传统习俗精心策划和准备，这种漫长的筹备过程让新郎新娘都显得格外郑重，他们也非常接受这种传统婚礼，我相信对这一对新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心理和精神的升华过程，这种传统婚礼仪式会影响他们一辈子。”Z则补充说：“传统婚礼仪式不仅仅是一种世代沿袭的乡村习俗，也承载着传统精神的内涵，甚至是传统文化的某种载体和形式。传统文化与习俗在某种意义上观望着农村青年的文化和精神的归属感，甚至传承着某种民族精神。”　　2.某网站发表了如下一篇文章：　　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因为这种速度自豪。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或许正在我们手中悄无声息地流失。　　祖宗流传下来的国宝，有许多在海外才能看到，有人统计，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漂洋过海。　　在某国倒卖中国文物贩子的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一些文物大省，集团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全国盗挖古墓案有10多万起，被毁古墓20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没能幸免。外国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却不断得以充实。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先生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北京市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做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那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毁灭更加触目惊心，譬如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要重要的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那些无形的文化遗产，大多是活的。活生生的文化遗产的流失，就更令人感到心痛。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民国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挤走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各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市上去买廉价而缺少灵气的印花纺织品。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民间文化的消失，其速度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数千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他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这样下去，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则是某些政府官员在文化理解上存在误区。不少地方斥亿万巨资打造“文化”和虚假民俗，拆掉古城而改建的粗制滥造的“仿古街”比比皆是，有些地方还把一些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中有道德污点的人物也尊为“名人”供奉。以上种种均反映了对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不仅没有增加文化内涵，反而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　　3.时间到这里仿佛变慢了。秋天早晨的菊儿胡同刚睡醒，一间一间的院子走入，粗斜的老树仍在，院子中央整齐地码了几十盆花草。有人趿拉着拖鞋走出屋，揉着眼睛背着手浇花。两位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站在胡同里，市声渺远，只觉几千年几百年的日子就这么悠悠地过了下来，这里依然是风雨不动的世上人家。　　这就是诗意栖居的代表作──“菊儿胡同”，是吴良镛在北京四合院基础上设计出的现代民居。1987年，菊儿胡同还是积水、漏雨、杂乱无章的地方，早年建造的四合院已成了破旧拥挤的大杂院，吴良镛受邀设计改造。他的“有机更新”理论认为，住房是城市的细胞。新建房应自觉地顺应城市的传统肌理，于是有了“类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树，又能容纳更多住户。房屋为白墙黛瓦，错落别致。吴良镛非常留意娱目之景：在坡顶修建楼阁和平台，可远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态的树种，使院落小景丰富有变；甚至楼阁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屋顶亦因此有了韵律美。如今住在高层小区里的北京人，是无法享受到郁达夫陛下“故都的秋”了，菊儿胡同里的人却仍可坐拥旧时的景色：“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发展的路子。”2012年10月16日上午，在北京“2012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上，这位中国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做了题为《人居环境与审美文化》的主题报告，讨论如何将“艺文”融入人居环境。　　游客张女士说，来豫园本来只是随便逛逛，听导游讲解之后才发现好些建筑都有故事有门道。站在豫园九曲桥上，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景观确实不错。　　豫园旅游区是上海老城厢的发源地，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豫园、城隍庙、上海老街等为中心的旅游风景区，九曲桥、湖心亭尤其享有盛名。民俗工艺小商品、上海及全国特色小吃、上海本土文化及民间文化在此得到重生与发展，成为市民节庆庙会地。豫园作为留存完好的江南古典园林，被誉为“东南名园冠”。豫园商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大规模扩建，成为规模宏伟的仿明清商业建筑群，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民族风格，豫园被塑造成一个文化综合体。为了再现民俗风情，豫园商城退出了“豫园中国节”的概念。正月有新春民俗艺术灯会，三月有中华美食节，四五月是春季庙会和茶文化节，夏季有少数民族风情节，秋季有描绘和赏菊啖蟹节，冬季有冬至膏方节等。尤其是元宵灯会在春节期间的上海最有人气，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并因此成为上海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枫泾镇，素有“芙蓉镇”的美誉。这里文化资源丰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有古老质朴的蓝印花布、色彩鲜艳的刺绣；有式样各异的花灯、编织、剪纸、泥塑；有粗犷洒脱的灶壁画，特别是享誉国内外的金山农民画；有久负盛名的枫泾四宝：丁蹄、状元糕、五香豆腐干、枫泾黄酒；还有许多蕴藏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所有这些家乡民间文化原有的特色，为枫泾古镇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人们用“枫泾寻画”四个字概括古镇的魅力，可谓一语双关，既有诗情画意，又留有悬念，充分表达了枫泾古镇美丽如画的景色，又告诉人们枫泾拥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沉淀。枫泾留下的是历史的原貌，是原来真实的景，不增加什么新东西，在保护过程中原样原修，保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本来的风貌，从而保留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原真性。　　同时枫泾不是保留一座桥、一块碑、一个房子、一座店铺，而是一条街、一道河、一个古镇的整体保留。整理的水墙门，如同周庄的前街后河、乌镇的水格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它与枫泾古镇引人入胜的桥、房子、街道、廊，相得益彰，构成的是浑然的一个整体。　　4.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祗。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收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航海者就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在起航前要先祭天妃，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上还立天妃身为供奉。　　妈祖就是这样一位天神。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崇信者。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亚洲、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　　公园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不爱啼哭，起名林默。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为乡人所信赖。附近渔民也渐渐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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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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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良辰吉时已到，婚礼开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2012年10月6日中午，在江南某村，一对“85后”新人的传统结婚仪式正在举行。　　“这对小夫妻年纪不大，倒愿意举办农村的传统婚礼，真稀奇。”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据了解，这是当地几名大学生村官策划的第一场农村传统婚礼。　　看惯了西式婚礼的走红毯、切蛋糕、倒香槟等流程，这场农村传统婚礼，让年轻的新郎新娘感到别有一番韵味。　　新郎东平怀着欣喜而忐忑的心情望着新娘丽丽。在婚车上，新娘用糙茶洗好脸后，就盖上大红盖头，小鸟依人般挽着新郎的手走下婚车，鞭炮声中，新郎新娘踩着印有“喜”字的麻袋走进堂屋，麻袋又称“代代子孙”，寓意新人早生贵子。这是，空中下起了一场“花瓣雨”，围观的孩子欢呼雀跃。　　“接下来是‘过火盆’，红红火火。”在婚庆策划人员的提示下，新郎新娘绕着院中的三堆火走三圈后，正式进入堂屋。婚庆策划人员和记者说，新人跨过门槛时要先抬右脚，这是“顺脚”，寓意婚后的日子顺顺利利。　　堂屋主桌上摆放着成双的龙凤花烛、果品和用于挑起红盖头的喜称“称心如意”，“新郎官，你不看看新娘长啥样嘛？”人群中有人喊道，新郎笑着拿起“称心如意”，小心翼翼地挑起红盖头一角，露出新娘的嘴角。“虽然他们并不像古时候那样等到拜堂才头一次见面，但挑红盖头是传统婚礼仪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写进了策划书。”婚庆策划人员说。　　大学生村官W是婚庆策划主力之一，她与同为村官的Z和L策划了这场农村传统婚礼。W表示，他们十分看好传统婚庆仪式的前景，也希望能借此施展自己的策划能力。　　记者在婚礼结束后向婚庆策划人表达了自己观摩婚礼的感动心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策划一场传统婚礼的时候，W说：“与新式婚礼比较，传统婚礼更注重过程和仪式，半年前这对新人就按严格的传统习俗精心策划和准备，这种漫长的筹备过程让新郎新娘都显得格外郑重，他们也非常接受这种传统婚礼，我相信对这一对新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心理和精神的升华过程，这种传统婚礼仪式会影响他们一辈子。”Z则补充说：“传统婚礼仪式不仅仅是一种世代沿袭的乡村习俗，也承载着传统精神的内涵，甚至是传统文化的某种载体和形式。传统文化与习俗在某种意义上观望着农村青年的文化和精神的归属感，甚至传承着某种民族精神。”　　2.某网站发表了如下一篇文章：　　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因为这种速度自豪。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或许正在我们手中悄无声息地流失。　　祖宗流传下来的国宝，有许多在海外才能看到，有人统计，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漂洋过海。　　在某国倒卖中国文物贩子的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一些文物大省，集团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全国盗挖古墓案有10多万起，被毁古墓20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没能幸免。外国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却不断得以充实。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先生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北京市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做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那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毁灭更加触目惊心，譬如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要重要的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那些无形的文化遗产，大多是活的。活生生的文化遗产的流失，就更令人感到心痛。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民国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挤走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各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市上去买廉价而缺少灵气的印花纺织品。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民间文化的消失，其速度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数千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他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这样下去，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则是某些政府官员在文化理解上存在误区。不少地方斥亿万巨资打造“文化”和虚假民俗，拆掉古城而改建的粗制滥造的“仿古街”比比皆是，有些地方还把一些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中有道德污点的人物也尊为“名人”供奉。以上种种均反映了对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不仅没有增加文化内涵，反而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　　3.时间到这里仿佛变慢了。秋天早晨的菊儿胡同刚睡醒，一间一间的院子走入，粗斜的老树仍在，院子中央整齐地码了几十盆花草。有人趿拉着拖鞋走出屋，揉着眼睛背着手浇花。两位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站在胡同里，市声渺远，只觉几千年几百年的日子就这么悠悠地过了下来，这里依然是风雨不动的世上人家。　　这就是诗意栖居的代表作──“菊儿胡同”，是吴良镛在北京四合院基础上设计出的现代民居。1987年，菊儿胡同还是积水、漏雨、杂乱无章的地方，早年建造的四合院已成了破旧拥挤的大杂院，吴良镛受邀设计改造。他的“有机更新”理论认为，住房是城市的细胞。新建房应自觉地顺应城市的传统肌理，于是有了“类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树，又能容纳更多住户。房屋为白墙黛瓦，错落别致。吴良镛非常留意娱目之景：在坡顶修建楼阁和平台，可远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态的树种，使院落小景丰富有变；甚至楼阁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屋顶亦因此有了韵律美。如今住在高层小区里的北京人，是无法享受到郁达夫陛下“故都的秋”了，菊儿胡同里的人却仍可坐拥旧时的景色：“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发展的路子。”2012年10月16日上午，在北京“2012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上，这位中国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做了题为《人居环境与审美文化》的主题报告，讨论如何将“艺文”融入人居环境。　　游客张女士说，来豫园本来只是随便逛逛，听导游讲解之后才发现好些建筑都有故事有门道。站在豫园九曲桥上，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景观确实不错。　　豫园旅游区是上海老城厢的发源地，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豫园、城隍庙、上海老街等为中心的旅游风景区，九曲桥、湖心亭尤其享有盛名。民俗工艺小商品、上海及全国特色小吃、上海本土文化及民间文化在此得到重生与发展，成为市民节庆庙会地。豫园作为留存完好的江南古典园林，被誉为“东南名园冠”。豫园商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大规模扩建，成为规模宏伟的仿明清商业建筑群，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民族风格，豫园被塑造成一个文化综合体。为了再现民俗风情，豫园商城退出了“豫园中国节”的概念。正月有新春民俗艺术灯会，三月有中华美食节，四五月是春季庙会和茶文化节，夏季有少数民族风情节，秋季有描绘和赏菊啖蟹节，冬季有冬至膏方节等。尤其是元宵灯会在春节期间的上海最有人气，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并因此成为上海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枫泾镇，素有“芙蓉镇”的美誉。这里文化资源丰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有古老质朴的蓝印花布、色彩鲜艳的刺绣；有式样各异的花灯、编织、剪纸、泥塑；有粗犷洒脱的灶壁画，特别是享誉国内外的金山农民画；有久负盛名的枫泾四宝：丁蹄、状元糕、五香豆腐干、枫泾黄酒；还有许多蕴藏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所有这些家乡民间文化原有的特色，为枫泾古镇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人们用“枫泾寻画”四个字概括古镇的魅力，可谓一语双关，既有诗情画意，又留有悬念，充分表达了枫泾古镇美丽如画的景色，又告诉人们枫泾拥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沉淀。枫泾留下的是历史的原貌，是原来真实的景，不增加什么新东西，在保护过程中原样原修，保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本来的风貌，从而保留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原真性。　　同时枫泾不是保留一座桥、一块碑、一个房子、一座店铺，而是一条街、一道河、一个古镇的整体保留。整理的水墙门，如同周庄的前街后河、乌镇的水格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它与枫泾古镇引人入胜的桥、房子、街道、廊，相得益彰，构成的是浑然的一个整体。　　4.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祗。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收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航海者就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在起航前要先祭天妃，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上还立天妃身为供奉。　　妈祖就是这样一位天神。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崇信者。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亚洲、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　　公园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不爱啼哭，起名林默。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为乡人所信赖。附近渔民也渐渐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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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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