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给定资料】 1．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些地方，“—对—”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筒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2．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3．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4．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座巨大的立交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股绳，—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村，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村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问题】 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1～4”中关于乡村工作的值得借鉴之处，给领导写—份简要汇报材料，并提出相关建议。 要求：全面、具体、简明、针对性强。不超过500字。
相关问题推荐
-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Dubai is growing very fast.
B、Dubai was a big city before 1966.
C、Many tall buildings are built in months.
D、Many tourists come to relax on Dubai’s beaches.
-
（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
-
What should “Z” be in the puzzle?
A、8.
B、5.
C、2.
D、4.
-
（十七） 【给定资料】 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入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请解释“恶性循环”的含义，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
（二十九） 【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某乡杨村的许多农民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所种的小麦和油菜，已被推土机折腾得面目全非，眼瞅着自己家的青苗被铲、宅基地被占，再也沉不住气的村民们拿着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使用证找村委会和乡政府，询问青苗补偿费和占用土地补偿费，但均被告知申请补偿没有政策依据。 2008年开始，该乡开展农业综合开发，乡里先在两村实施该项目，效果良好。2009年，该乡杨村等六个村子开始实施这个项目，不想却陷入尴尬境地。接受采访的村民说：“不认识的人为啥铲我的麦苗？事先没有人和我说，事后更没人说，我至今想不通的是，村委会事先为啥不开会给村民介绍清楚呢？”当记者问及村上到底要搞什么项目时，因项目被占耕地的数十户村民均称不知道。记者就此事采访村主任。该村主任说，会是肯定开过的，项目内容会上讲得很清楚，这些村民称毫不知情没有道理。该乡党委石书记一肚子委屈，他说：“乡上通过努力争取，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农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石书记认为，一些群众不配合主要是项目施工时伤到部分人的利益，没有补偿便心生不悦，开始闹事；还有些村民觉得项目建设用地破坏了他们的风水，由此也不答应。 2．“扁豆姑娘”小王是1986年出生的农家女。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工作，但她内心难舍对农民的那份深厚感情。2010年7月，她辞职回家种青扁豆，担任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几年，小王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合作社，开设了规范高效的农资配送、农产品结算中心、农产品检测室等服务窗口；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研发青扁豆与高产水稻。优质草莓等轮作、套作技术，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生产管理之外，她还注重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红刚”青扁豆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2011年，青扁豆总产值达3.18亿元。合作社被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荣誉称号。合作社里的种植户们的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个个喜上眉梢，说种植青扁豆就像开了个“小银行”。 小唐是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唐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他敏锐地发现农村大有发展，心想：“农民到城里去当工人，城里人咋就不能到农村去做农民呢？”2007年，他辞职到文登村承包了200多亩低效林，创建了“木鱼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取得成效：经济林木种植200余亩，成林桉树20000多株，油桐40000多株；修建猪舍3000多平米，一年新出生的猪有3000多头；修建鱼塘8亩，年产鱼上万斤。“猪粪用于发酵生成沼气，部分还可以用于树木施肥、喂鱼，形成了‘猪——沼——林’的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小唐说：“我刚来时当地群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回报，教给大家技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让乡亲们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使农民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专家指出，过去，“农民”不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务农，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现在，“农民”应当回归其本来的职业属性和意义——即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就像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职业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在，理应将农民从社会成员阶层转为经济产业职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强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也应是一个欣欣繁荣的社区，应该拥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种植大户、专业在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家等新型的职业农民。 【问题】 假如“给定资料”中的乡党委石书记准备向县委报告杨村发生的事情和乡里的解决措施，请你为他草拟一份汇报提纲。 要求： （1）定位准确，有针对性； （2）内容全面，层次清晰； （3）对策建议具体有效； （4）不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