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包含了哪两种修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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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下列陈述，不能解释屈原编组《九歌》原因的一项是______。
A.屈原对楚族及夷夏古族的历史文化关系了解深入
B.屈原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
C.西周时的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战国时代已土崩瓦解
D.楚氏族的原始巫术宗教文化，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 -
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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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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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这一文段的核心内容是论______。
A.《九歌》的形成
B.《九歌》的来源
C.屈原编组了《九歌》
D.《九歌》的文化特色 -
材料：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依据文段，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______。
A.《东皇太一》保留了一定的《韶》乐内容
B.《九歌》是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条歌颂诗的组合
C.《九歌》的编组没有蕴含政治意图
D.《九歌》的浪漫气息与当地苗民的巫风习俗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
材料：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假如按照“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屈原能够加工、编辑的诗歌是______。
A.《东皇太一》
B.《河伯》
C.《大司命》
D.《山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