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1．2010年5月17日，江苏省睢宁县公布了一份特殊的评选结果——“上年度会议讲话和会议形态评选结果”。整个评选活动最终评出20篇“优秀讲话稿（发言稿)”、5篇“较差讲话稿（发言稿)”、10个“优秀会议形态”、5个“较差会议形态”。被评为“最佳讲话稿”的是《我们都要争气》，该稿是某镇严管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四个小标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我们都要争气”的原因和动力，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被评为“最差讲话稿”的是《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该文开头便是“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等……现将情况汇报如下……”，然后就是“一、当前工作进展情况……二、下步工作打算……”，俨然“工作报告”体。受邀参与此次评选活动的徐州师范大学校长徐放鸣评价，向不良文风“开刀”。将群众意见纳人考核体系，睢宁此举通过端正文风来端正作风，将给说话“长、空、假”的官员一个警示。2．何谓“官话”？比如一个会议的开场白，“官话”就会套用：会议隆重、领导重视、工作扎实、进展顺利、成就巨大、群众满意云云；领导讲话之后．会议主持人的总结辞就会套用：××的讲话既有较高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会后要进行专题讨论、逐条予以落实云云。“官话”有一定的模式，讲起来节奏铿锵悦耳，韵脚和谐规范，旬式对仗工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无可挑剔。“官话”是官场里约定俗成的放之哪里都标准的没有一丁点儿风险的“官场话语体系”，“官话”说上个把小时都无所谓．因为有固有的模式和体系，肯定不会说走样。为何“官话”如此盛行呢？一是“官话”说起来四平八稳，玲珑剔透，谁都不会得罪，是官场的“话语保险箱”；二是“官话”虽然让人听起来不知所云。说者和听者都云里雾里，但却使人对说“官话”者有莫测高深、峥嵘不露之感，也是“官家”必备的素养；三是“官话”说了之后，说者和被说者彼此都舒适清爽、心照不宣。虽然说者把被说者习惯性地“拔高”了、“说大”了，但都是“官场上”的话，都可以当真，也都可以不当真；四是对假、套、大、废、空的“官话”缺少监督机制，致使“官话”能大行其道；五是对“官话”深恶痛疾的是老百姓，但老百姓缺少官场的话语权，说“官话”者不能真正了解这方面的民意。3．从2010年5月16日起，人民日报政治版与人民网就“改进文风”问题推出联合调查，下设“主要原因”、“最大问题”等调查大项供网友投票。众多网友热烈响应、踊跃参与，截至5月19日23时，调查投票参与人次总数超过1．5万，网友在投票中表达的观点，值得思考。（见下图)
在“你认为文风不正主要原因是什么”的调查中，选择“腹中无物，只有照搬照抄”“追求平稳，回避真话实话”的占据了主流，都超过了1／3，分别达到39％和3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友对“不良文风”成因的主流看法，即一方面没有深入实际，对一线工作缺乏把握；另一方面关注仕途平稳，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对一些现实情况却视而不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腹中无物”、“追求平稳”与“作风不实”，认为干部因为“思想僵硬，缺少创新思考”才造成文风问题的仅占调查总数的8％。可以说调查的主流意见认为，不良文风更主要的是加强学习、改进作风的问题。有网友认为．一些干部讲话为什么放着很多具体问题不谈，却热衷于围绕形式兜圈子？文风问题形成的政绩评价机制原因必须得到重视。第二项调查“不良文风最大问题是什么”关注不良文风的后果。网友投票相对集中，认为导致“败坏风气，干部心口不一”的超过半数，达到55％。这反映出多数网友并不把“文风”视作单纯孤立的问题。如任其发展必将造成对党风、政风的危害。此外，认为将造成“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威信”的占到22％，认为“形式主义，影响工作实效”的占15％，认为“浪费时间精力”的只占投票总数的8％。有网友留言说，在基层的观察发现，一般工作会议往往很简短，场合越正式，不良文风的问题就越严重，越要显示重要，“穿靴戴帽”的现象就越突出．说到底就是一个“风气”问题。4．河南许昌市曾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标，排名靠后的单位要由领导在工作会上检讨。2009年12月27日，该市魏都区委副书记纪某在会上的检讨被市委书记毛万春批评为“空话连篇”，最终尴尬地走下发言台。一些领导、干部视官话、套话为“护身符”，开口闭口都是“必须”、“坚决”、“一定要”、“着力解决”、“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等词汇，似乎不用这些词就不能表达他们的观点。多年前，曾有网友撰文总结“空话连篇”的“万能公式”：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2009年3月，也曾有网友爆料开封消防支队与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市副市长．而开封市副市长的讲话中竟还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眼——“开封指导漯河工作”事件被称为“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极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几句话或许就能说清楚、讲明白，但有的人却可能说上几个小时、讲上大半天。言之有物也就罢了。但他那里还要充斥着“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下”之类的一二三四。结果台上讲得空洞无物，台下听得意兴阑珊，以至于会场上鼾声四起。5．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讲话、写文章一定要有群众观点，没有话，就不要“硬挤”，好像不讲就显示不出自己的存在；没有新东西，就不要“再补充两句”，好像不讲就对不起听众。“说官话、打官腔”、写“官样文章”就是回避问题。这样的风气一旦泛滥，实实在在的工作必然就成了“做做文章”的形式，让夸夸其谈的人得意，踏实肯干的人吃亏。“话怎么说”，就是明确要求讲有用的，说群众爱听的。“讲有用的”就是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你的意图重点、目标方法、路径措施；“说爱听的”就是一些会议，比如庆祝活动，领导到会主要是体现礼仪，说点有个性的、幽默的话。现在的基层干部．学历和文化程度比起以前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文风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因此有显著改观。身处这种风气之中，基层干部想求改变、求突破是很难的，难免会受到“熏陶”、受到“墨化”，变得跟着套路讲，有样学样，以至于一张口就是老一套，好好的话反倒不会说了。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大力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文如其人”，中外古今似有普遍共识。“从根源上讲，现时存在着的不良文风、话风、会风，其实是‘官风’的表现……官气不改、官风不改，树立良好文风的任务就会非常艰巨，这不是危言耸听。”6．民间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官话”：第一，“官话”等于套话。在戏谑之余，民间舆论用“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等话语来讽刺套话所显示的政治修辞的单调、死板。第二，“官话”等于大话。当下的政治修辞依然存在讲大话的现象，但更多的是体现在政府与官员的承诺没有、甚至根本不能兑现。如“今年我市将解决下岗就业人员XXX”，“法定节假日加班．员工获得4倍工资”。早在2005年12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就指出，“不能说大话、乱许愿”。政府的诚信是建立在信守诺言的基础之上的。子日：“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讲大话、放空炮的现象由来已久，必须杜绝。第三，“官话”等于假话。“假话”有其历史渊源，有其内在要求。讲“大话”确有准备不足、计划失误的原因。而政府和官员说假话，却能够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三聚氰胺)也不是一个毒性很高的物质，所以即使婴幼儿服用了三聚氰胺含量较低的奶粉，家长们也不用过于担心。”——2008年9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李宁说。此时，全国至少有3例死亡患儿和6244名诊断病例。假话的背后是反修辞现象的频发，是虚报、隐瞒和推诿。是政府不负责任和官员道德缺失的问题。第四，“官话”等于“黑话”。2007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王伟光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谈到领导与群众的话语隔阂问题，他指出，目前有个别地方，领导和群众讲的是两套“语系”。领导讲的话群众不爱听或听不懂，群众讲的话领导不爱听或听不懂。比如，时下的“命案招标”、“公祭招商”、“接待就是生产力”，群众就听不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听不懂”的背后，凸显着党和政府的某些干部确实已经严重地脱离群众。第五，“官话”等于“雷人话”，，“雷人的官话”是在网络上流行不久的说法，是指官话的表述违背政治修辞的价值情景，让受众感到意想不到和无法接受。“地震未必是坏事，比如去年岷县地震，震后盖的房子就很漂亮嘛。”——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后，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第一时间”赶到甘肃灾区如是说。“同志，你要知道，倒塌的可不仅仅是学校，北川县民政局整栋大楼都倒了啊!”——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回答记者提问，为何倒塌的大部分是学校。“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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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结合给定资料分析概括我国目前“文风不正、官话连篇”的主要原因。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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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1．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T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中单独设置一节文字对县域经济发展作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县域经济发展规模与水平已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实现程度，县域经济已实实在在地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可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我国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进程。2．广东省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但是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珠汀三角洲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强省地位也不相符，是典型的“富省弱县”，与江浙地区县域经济有明显差距。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原因，长期以来南雄的发展受到诸多制约。南雄市地处粤北．是广东省典型的山区贫困县，人口53万，2008年县本级财政收入不足2亿元。一些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因素也严重制约着南雄加快发展、跨越发展的步伐。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县级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多，责任大，下拨的专项资金少，而县级财政又相当困难．维稳压力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地级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身大衣小”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同时，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如项目建设须层层上报，特别是技改项目、外资项目需多部门、多层次审批，效率低下，加重了政府行政和企业经营成本。由于地方交通、农田水利、电力等设施比较落后，能够落到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不多，也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县（市)乡（镇)财政收入低，历史债务沉重。加上信息不灵，人才短缺，县乡两级政府压力很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都加大了建设力度，要求县级政府配套的资金越来越多。2010年南雄各项配套资金近5000万元，几乎占南雄市一级预算收入的1／4．地方财难以承受。南雄又地处广东的欠发达地区，国家扶持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享受不到，而广东省更难以顾及。3．在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引导和鼓舞下，南雄市委、市政府转变思路，变边缘劣势为前沿优势，充分发挥南雄作为广货进入华东乃至内地的“桥头堡”的优势，创新机制承接产业转移．集成服务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雄模式”：以集成服务为核心明确政府职能。一是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二是为企业搭建强大的技术支撑平台。三是打造专业型领导干部队伍。四是建立集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企业“四位一体”的融资体系，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入园企业信贷提供融资平台和金融服务。五是加强与专业招商机构合作。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快速推进基地建设。基地建设初期，南雄市委市政府面临资金缺乏和经验不足等相关问题，基地建设所需各种要素也不齐备，仅仅通过廉价土地出让和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难以对珠三角及国内外的企业形成吸引力，更谈不上有效的产业聚集。“思路决定出路”，南雄市委市政府抛开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开辟了“以商引商”的路子。以“软环境”为依托培育产业的根植性和内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只是基地建设最基本的工作，企业进来了能否发展和可持续经营才是长远的问题，为此南雄市委市政府聘请国内外化工产业行业的知名专家，为基地进行了长远和系统的规划，进行了精细化工产业链全链条的布局。4．所谓“扩权强县”，是指数年前就开始在浙江等地实施的一种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基础。“扩权强县”改革具有非凡的体制突破意义。其核心含义在于，在现行行政层次结构下，把省、市两级的一些审批权力直接下放到县，使县一级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权，这样有助于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带动县域经济“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强县扩权”正成为地方政改新潮。其主要做法是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尽力摆脱“市刮县”现象。“扩权强县”由浙江首先试水。早在1992年，为了“在经济上和上海接轨”，浙江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1997年浙江又进一步在萧山和余杭等县（市)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扩权的力度明显提升。2002年浙江又将313项审批权下放给绍兴、温岭和慈溪等17个经济强县（市)，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县（市)。从2007年起，浙江又实行强镇扩权战略，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四轮放权后，义乌市被媒体称为“全国权力最大县”。在浙江尝到了“扩权强县”的甜头后，吉林、河北、湖北、江苏、黑龙江、河南、广东、江西、辽宁、山东、福建等省从2002年起先后开始“扩权强县”改革。以前我国大多数省市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初衷在于以经济发达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协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市管县”体制早已失去当初的功效，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因而，取消“市管县”体制，改为采用“省辖县”体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行政管理者的主流观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突破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为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就是市场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只有靠理性人分散的决策才能最终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行动结果。因此，为了与已经高度分散化的市场决策权力格局相一致，必须在公共行政层面上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公共行政权力“零距离”地接近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扁平化的行政结构，节省行政成本，才能将行政决策权力还给地方，以更好地针对当地情况，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夯实小康社会的微观基础。应该说，“强县扩权”正是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发展需求的应时之举。扩权强县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省份推行“强县扩权”乃至省直管县，其目的绝不应停留在财政收入的上收。推行“省管县”的核心目的在于富民强省、留利于县。换句话说，就是要革除现行城乡关系管理体制的弊端，探索}n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经验．加快从“城乡分离”向“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转型。必须看到，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是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当前有些省级政府管理规模与幅度过大，势必给直管县带来较大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县扩权”的改革尝试，也是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的探索过程。5．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强县扩权”改革试点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和困境，有些还表现得较为尖锐，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与认真对待。一些地级市和省直部门的“惜权”思想严重，本应由扩权县（市)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存在“先放后收、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明放暗不放”的现象。一些地级市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愿放弃权力，甚至出现市与扩权县（市)在诸如养路费、车辆附加、交通规费等的征收中争利的现象，扩权和放权难关重重，情况不容乐观。由于扩权试点改革削弱了市级政府的既得利益，因此这场改革很难得到市一级的支持，催生了县（市)与原来省辖市之间的矛盾。扩权县（市)既要主动维护使用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又要维护与市相关部门的关系，原来的“一个婆家，一头应酬”变为“两个婆家，两头应酬”，哪方面都不能疏忽和大意。这种在省和市之间“踩钢丝”、“玩平衡”的状况增加了扩权县（市)协调的工作量。按照文件规定．试点县（市)有的项目可直接报到省直部门，但现实中仍要通过市再上报审批，有的权限虽下放到县（市)，资金分配等还是按原程序运作。部分试点县官员将“强县扩权”形象地比喻为“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凉”。一些省辖市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一股脑儿甩出。如，一些扩权县经济发展指标过去在市里的排位较靠前，而现在普遍被压到后面，甚至被挤到全市的末位，农用地转用指标、项目分配和资金配套等支持也相应出现衰减，有媒体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扩权县（市)有了对省府的话语权而失了市府的支持度”。一些试点省面对扩权后管理半径扩大、工作量增加和工作要求提高的情况，个别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受到挑战，“偏好型决策，强制型服务，检查型工作”的痕迹较为明显，存在着对接不到位的问题。实施“强县扩权”改革后，扩权县（市)跑省城请示汇报、开会学习的次数增多，加之省里的一些业务部门与处室也经常召开会议，交通差旅等费用大幅度增加，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则更为突出。依据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扶贫丌发T作重点县名单》和国家民委的《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对681个试点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在扩权试点县（市)中属于经济强县（市)的为544个，约占总数的80％；属于经济弱县（市)的为138个，约占总数的20％，比例明显偏低，而如果根据各省官方文件对于扩权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认定，其比例则更低。这种过度差序结构不利于探索相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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