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县
下列做法中，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是( )
A.某乡长认为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本乡树木多，鼓励农民砍树卖钱
B.某省为支持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决定在该地区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
C.某山区县为发展当地经济，征用耕地，拆迁民居，建大型超市
D.某镇长认为民以食为天，解决吃饭最重要，鼓励农民围湖造田生产粮食
下表是贵州省某山区县1961和2008年有关情况的统计资料，据此回答1~2题。
1、从上表数据分析，呈上升趋势的是
[ ]
A、人均耕地面积B、人均森林面积C、人均水土流失面积D、人均粮食产量
2、与1961年相比，该县2008年雨季地表径流量偏大的原因最可能是
[ ]
A、降水量大B、植被破坏严重C、农业用水量减少D、蒸发量增大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其手中的行政权力，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在经济上实行差别待遇，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根据上述定义，以下情况属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是：
A.南方某山区县为保护本地稀有野生动植物资源，拒绝外地游客进入山区参观
B.某地政府为保证本地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在宣传报道中夸大外地同类产品的缺陷
C.某地为保护当地连锁超市利益，通过收取高额税费限制某跨国超市集团发展
D.某市政府盲目发展本地经济，对大型化工厂的重度污染问题不理睬不治理
材料一：浙江某市某山区是浙江欠发达的山区县级市，林业用地占全市土地面积的85.14％，素有“浙江林海”之称。政府为了使当地农民增收，确立了农林特副渔的发展思路，大面积毁林造田。但几年后，当地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
材料二：近几年我国先后出台有关“三农”方面的政策，要求全国各地根据当地实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业经营。浙江某山区县发现当时确定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思路不符合当地实际，认为林业是本地支柱产业，应以林业为主，再一次调整发展思路，确立了林农特副渔的发展思路。按照这一思路，经过几年发展，林业产业发展迅猛，森林覆盖率高达76％，先后被国家、省、市多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表彰，并被联合国环保组织评为“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请问：(1)指出该县哪些政策执行了政策执行再决策理论？
(2)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哪些？
记者近日在山西省乡宁县采访发现，这个多坡地、少平川的山区县多年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坚持教育强县理念，进行城乡教育硬件同步升级的同时，抓住教师、教学、管理等质量均衡“内核”，走出一条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快车道”，乡村学校不仅没有衰败，学生数量反而不断增加，教学水平和升学率不断提高。枣岭乡刘岭村是距离乡宁县城30多公里的一个山村，刘岭村小学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各项教学设施甚至比县城小学还好，100多名学生在这里上课。而6年前，刘岭村小学6个年级仅剩8个学生。“硬件跟不上，软件也不行，七八个老师，一半多上了年纪，连个普通话也说不好。”枣岭中心学校校长权玉峰说，教学质量差，导致家长愈发不信任，学生都走了，到2012年的时候，学生成了个位数。2012年以来，乡宁县采取多项强教措施，“给钱、给物、给人、给位子、给面子、给政策”，在投入、管理、师资、机会、环境、质量上下功夫。从2014年起，全县又启动高中教育免费，实现“12年全免费教育”，乡宁县3万名学生，除生活费外，不花一分钱。这些措施促进了优质均衡教育在乡宁山区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因为山上山下教育质量并无差距，家长们也不再费力将孩子送进乡宁二中和东街小学了，两所学校的班容量回归四五十人的合理区间。原谭平乡撤乡并镇后8个行政村仅留的两所小学，由于学生回流，变成了现在的3个六年制学校和两个教学点。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不少偏远山区学校“空心化”不断加剧：师资弱化，学生锐减，学校成为空壳。与此同时，县城等中心地区优质学校一座难求，超大班额成为常态。对此，你怎么看？
根据文字资料回答131～135题：2006年9月，我国部分省市再次出台惠及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政策。其中，上海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将由现行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6元提高到6.5元。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五类：一类780元/月，适用于广州；二类为690月，适用于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三类600元；四类500元；五类450元。同时，深圳调高了标准，特区内810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700元/月。福建省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调整至400到650元之间。其中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标准最高，为650元，比上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50元；福州、南平、三明、龙岩、宁德的一些山区县、市最低，为400元，比上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80元。各区市所在地城区非全日制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有所提高，其中最高的厦门思明区、湖里区为6.8元/小时；最低的三明市三元区、梅列区，南平市延平区，龙岩市新罗区，宁德市蕉城区为4.5元/小小时。青海省经调整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西宁市、海东地区每人每月为440元；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每人每月为450元；海西州、果洛州、玉树州每人每月为460元。小时最低工资制度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具体标准为：西宁市、海东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元；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1元；海西州、果洛州、玉树州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2元。{Page}
第131题：上海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增长的幅度比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的幅度（）。
A．少0.36%
B．多0.32%
C．多0.36%
D．少0.32%
三、根据下列文字材料，回答131～135题。
2006年9月，我国部分省市再次出台惠及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政策。其中，上海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将由现行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6元提高到6.5元。广东省内最低工资标准也由上年平均涨幅达17.8％。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五类：一类780元/月，适用于广州；二类为690元/月，适用于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三类600元；四类500元；五类450元。同时，深圳调高了标准，特区内810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700元/月。福建省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调整至400到650元之间。其中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标准最高，为650元，比上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50元；福州、南平、三明、龙岩、宁德的一些山区县、市最低，为400元，比上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80元。各区市所在地城区非全日制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有所提高，其中最高的厦门思明区、湖里区为6.8元/小时；最低的三明市三元区、梅列区，南平市延平区，龙岩市新罗区，宁德市蕉城区为4.5元/小时。青海省经调整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西宁市、海东地区每人每月为440元；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每人每月为450元；海西州、果洛州、玉树州每人每月为460元。小时最低工资制度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具体标准为：西宁市、海东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元；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1元；海西州、果洛州、玉树州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2元。
上海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增长的幅度比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的幅度（）。
A.少0.36％
B.多0.32％
C.多0.36％
D.少0.32％
项目背景：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处，主要功能是防洪、防凌、减淤，并提供灌溉和发电。由于水库建设，将有171000人需要搬迁，移民总投资约为22.5亿元。这个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1.2亿美元的贷款援助。项目从1994年开始实施，计划2004年结束。
项目目标和内容描述：
小浪底移民工程项目的直接目标是：(1)为被迁移人口提供住房和帮助他们搬迁；(2)通过发展两个水利项目——温孟滩和后河水库，为移民中的农村人口提供充分的收入来源；(3)保留现有的8250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同时，通过重建和扩建工厂、矿山和其他地方企业，创造20500个新的就业机会；(4)为满足安置区需求的增长，建立适当的基础设施。
如果上述目标都能实现，就可达到项目的最终目标，即：通过创造新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和生产活动，使移民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完全重建其社会经济生活，保证移民和移民接受地人民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并能直接分享项目的效益。为了实现项目的目标，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1)为276个村、10个乡的移民提供住房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改善安置地区的基础设施；(2)按工程的进度把移民和工矿企业搬迁到新址；(3)重建生产基础，农业部分新开垦土地11100公顷，其中7000公顷为水浇地；工业部分除了搬迁和恢复现有的25个工矿企业外，还要发展84个乡镇企业，这些新的乡镇企业将创造20500个就业机会，解决农转非人员的就业问题；(4)对计划、设计、监测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项目受影响人口的社会、文化、经济特征：
为小浪底水库移民，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设计院先后两次进行了实物指标调查，包括移民和安置人口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基本情况和公共设施情况。这两次调查是小浪底移民工程项目设计的基础。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涉及的171000个移民分布在河南省5个县和山西省3个县。在总人口中，14岁以下的人口约占1/3，15～65岁的人口占63%。平均来说，淹没区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0%。水库淹没家庭的平均规模是4.4个，劳动力占44%。该地区文盲率为20%。
该地区重要民族为汉族，占总人口的99.6%。其余少数民族人口在长期生活中已与当地汉族相融合。
库区各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缺水和山区县土壤条件差，库区各县平均生活水平低于省平均水平。据1993年的调查，库区农村人均收人为560元/年。对农民收入的分析表明，大约10%的农户仅仅依靠农业生产为收入来源，这部分人的年收入仅为220元；大约80%的农户年人均收入达到476元，他们的收入来源除农业外，还有部分非农业收入。可以看出，在收入最低的群体中，恶劣的自然条件、贫瘠的自然资源、缺少非农业收入和基础设施条件差是导致收入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
受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直接影响的人口占库区总人口的5.11%，在搬迁年(1995年)达到171118人，其中7924人将在2010～2011年搬迁。另外施工区9944人已于1944年全部迁走，因此，直接受到影响人口为181062人。其中小浪底移民工程项目的直接受益人口为153182人。
间接受到水库影响的人口，有安置地需与移民分享土地的农民；由于温孟滩工程建设而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为移民工程修建基础设施，重建工厂、住房征地而失去土地的人；以及由于工厂、矿山搬迁而可能失去工作机会的原有工厂、矿山的临时工。这些受影响的人口在搬迁前约为330000人。
小浪底工程项目的实施将使510000人直接或间接受益。工程将为移民在新的安置地提供质量得到改善的住房、道路、通讯、文教卫生设施；土壤改良、农业灌溉工程的实施将为农业高产打下基础；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为移民中的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项目的实施还将改善地区原有的基础设施，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土地改造、增加灌溉工程，提高安置地区农民的收入。
问题：
(1)根据上述背景条件编制小浪底移民工程项目的逻辑框架分析矩阵。
(2)某小浪底配套工程寿命周期30年，社会折现率10%，占用耕地10亩，该耕地种植蔬菜收益最大，为每亩6120元，年平均收益增长率为5%，基年距项目开工为5年。土地补偿费1.3万元/亩，青苗补偿费0.6万元/亩，房屋迁建补偿费2万元/亩，剩余劳动力安置费0.4万元/亩，粮食开发基金和耕地占用税2.7万元/亩。房屋建筑工程的影子价格换算系数为1.1。在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该土地的影子价格是多少？
注；1亩=1/15公顷
（二十七） 【给定材料】 1．一份《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政协委员提案，把一直以来呼声高而进展小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再次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提案者本人F，一位在职的广州市局级干部。自从公布了“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宣言后，他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广州“两会”政协会议开幕3天来，关于F和他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提案，被大量网络、微博迅速转载、评论。尽管不少国内知名媒体点评称赞，但有网民也质疑这是一场高调的“个人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这个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 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经过数年的艰难摸索，在今年给人以美好的企盼。在广州，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已被纳入广州市委全会100项重点督办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市南沙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该项工作，当地纪委近期还准备去香港、澳门考察，学习先进经验。 在如此氛围里，公布“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宣言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F，尽管很多领导很支持他，这个提案也已经立案，下一步将交给党建相关部门来办理，可他为何还是压力重重？面对“坏了官场潜规则”等流言，F甚至抛出“我提出来怕什么，我都58岁了，我就豁出去了”之类的“悲壮”言语。这鲜明的反差，让我们深切地感触到，也许正是有官场潜规则的巨大阻碍，使得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一直在原地徘徊。 对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很多改革、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纵横交错，各式潜规则的盘根错节，很多改革被迫在潜规则面前低头而停滞不前。 拿收入分配改革来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我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马局长称，我国基尼系数不算低，这说明了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然而现实是，“千万次”呼唤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在2004年就开始启动调研，在201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改革收入分配制度。2012年年底，更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争取在去年年底前出台。可是，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挠，这项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改革，还是被搁置起来，成了一块注定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有多少改革停滞于潜规则面前？正如《人民日报》“深化改革”系列评论里所说的，“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是要“粉碎”那些在官场积淀甚深的“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因此，我们热切期望能多一些“坏了潜规则”的官员，逐渐推进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变革。当然，我们更期待“粉碎”那些潜规则的制度，能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改革的力度和刚性，使各项改革更能钳制权力、造福民生。 2．2013年1月17日，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G被曝光称，“在北京有20余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O亿”，其还有另一个使用假名的身份证。G因此被网民称为陕西“房姐”、“10亿房姐”。1月19日，G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有两个身份证。 时下，户籍制度和机制应是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否则，为什么“人一有钱”就可以搞多个户口？“房姐”多户口并不是孤例，此前同样与房子有关的郑州“房妹”，其全家数口人人均有两个户口；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T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已经落马的不少贪官中，多户口者同样为数不少，如某位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拥有12个身份证、15个户口本。 官员双户口案件的多发表明，官员通过虚假的双户口隐匿巨额财产，早已不是传说。双户口之于腐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将来，即便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能够克服万难推出，只要官员双户口的制度漏洞不封堵，财产公示的监督作用也将轻松被否定。因此，官员双户口不仅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突破口，也是将来健全反腐制度必须补上的窟窿。 我国究竟有多少“户多多”？产生“户多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公众迫切想知道答案，目前缺少一个官方的权威说法，但其危害不言而喻——破坏了社会起码的公平正义。户口承载着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诸多权利，也与金融、财产登记、出入境管理等挂钩。多一个户口，就等于多一个选择，少受一种限制。什么限购、限贷、限制出境，财产申报、一夫一妻、计划生育，等等，对“户多多”来说，形同“牛栏关猫”。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户口漏洞，有可能让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陕西“房姐”事件继续发酵，G以虚假身份在北京买了多套房产，现在随着其虚假身份被注销掉，接下来这么多套房产又该归谁呢？有律师表示，真实的房主是G，那么这些房产应该属于其所有。G承认其假名，公安机关同时也认定G是其假名的真实所有人，户口造假不影响G作为真实的购买人来继承其假名下的所有房产。 公民的财产当然需要得到法律最有力的保护，但对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行为，绝不应该纵容默许。很多事情之所以显得怪异，就在于不该严的很严，不该宽容的却很宽容。既然双户口最大的作用就是隐匿财产，那么要打击违法双户口，不仅要对“权权交易”的公安机关严厉问责，同时更要增加通过户口造假隐匿财产的安全风险。 就拿“房姐”在北京的10亿房产而言，她购房所使用的假名，其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随着假户口被注销，购房合同以及房产证书就都没有了法律效力。因此，对于使用虚假双户口购置的房产，相关法律理当视之为无主房产。就算现有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也应该认定当初的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无效，退回当初购房成本，并将增量收益罚没充公。违法双户口必须严厉打击，对此仅仅嘴巴上说说、文件上写写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必须用严厉的法律规定来增大违法的风险，让那些准备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人无法胡作非为。 3．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M在2013年1月27日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该省一些县市进行官员财产公示试点。 以该省中部的山区县磐安为例，磐安拟提拔干部任前财产申报的内容有7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工资以及各类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公积金、稿费收入情况等；房产、私家生活的私家车、个人的存款、单笔数额两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以及各项经营投资收入等；申报人如果有房产、私家车，还要附上各种证件的复印件。这7项内容除了在每个公示人单位公告栏里张贴之外，房产、车辆、2011年的收入投资以及收益四部分的情况还要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网民和民众的监督。 结合目前的“房叔”“房妹”事件，该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户籍管理是重大问题，“应将房产署名、购买时间、面积、价格等信息进行登记后全国联网，并实行强力的举报制度以及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 网友们普遍认为，户籍管理上的腐败和漏洞如今成为一部分腐败官员隐匿非法收入的保护伞。因此，有专家提出应以房产信息公开化作为官员财产的突破口，多数民众也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寄予反腐厚望。 该省政协委员、浙江社会科学院院长C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并不难，更重要的是申报内容的真实性与问责制的落实。 “无论是申报或公示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后面谁去监督、评估、核实、问责。”C告诉记者。据他了解，他所认识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对财产申报公示并不抵触，而且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现在这些官员就已经在按照纪委的要求，每年向纪委报告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的各类个人事项，无非是没有公示而已。 “公示是接受社会监督，”C认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关键是，如果申报不实，或者社会对官员申报的财产有疑问怎么办？谁来监督审核？谁来回应？谁来问责？如何问责？”他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了，而且在党纪国法上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 【问题】 假设你是一名纪检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1～3”，撰写一篇报告，介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供部门领导及其他同事参阅。 要求： （1）内容具体，联系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总字数400～500字。
（五十九） 【给定材料】 1．一份《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政协委员提案，把一直以来呼声高而进展小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再次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提案者本人F，一位在职的广州市局级干部。自从公布了“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宣言后，他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广州“两会”政协会议开幕3天来，关于F和他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提案，被大量网络、微博迅速转载、评论。尽管不少国内知名媒体点评称赞，但有网民也质疑这是一场高调的“个人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这个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 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经过数年的艰难摸索，在今年给人以美好的企盼。在广州，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已被纳入广州市委全会100项重点督办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市南沙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该项工作，当地纪委近期还准备去香港、澳门考察，学习先进经验。 在如此氛围里，公布“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宣言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F，尽管很多领导很支持他，这个提案也已经立案，下一步将交给党建相关部门来办理，可他为何还是压力重重？面对“坏了官场潜规则”等流言，F甚至抛出“我提出来怕什么，我都58岁了，我就豁出去了”之类的“悲壮”言语。这鲜明的反差，让我们深切地感触到，也许正是有官场潜规则的巨大阻碍，使得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一直在原地徘徊。 对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很多改革、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纵横交错，各式潜规则的盘根错节，很多改革被迫在潜规则面前低头而停滞不前。 拿收入分配改革来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我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马局长称，我国基尼系数不算低，这说明了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然而现实是，“千万次”呼唤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在2004年就开始启动调研，在201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改革收入分配制度。2012年年底，更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争取在去年年底前出台。可是，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挠，这项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改革，还是被搁置起来，成了一块注定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有多少改革停滞于潜规则面前？正如《人民日报》“深化改革”系列评论里所说的，“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是要“粉碎”那些在官场积淀甚深的“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因此，我们热切期望能多一些“坏了潜规则”的官员，逐渐推进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变革。当然，我们更期待“粉碎”那些潜规则的制度，能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改革的力度和刚性，使各项改革更能钳制权力、造福民生。 2．2013年1月17日，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G被曝光称，“在北京有20余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O亿”，其还有另一个使用假名的身份证。G因此被网民称为陕西“房姐”“10亿房姐”。1月19日，G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有两个身份证。 时下，户籍制度和机制应是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否则，为什么“人一有钱”就可以搞多个户口？“房姐”多户口并不是孤例，此前同样与房子有关的郑州“房妹”，其全家数口人人均有两个户口；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T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已经落马的不少贪官中，多户口者同样为数不少，如某位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拥有12个身份证、15个户口本。 官员双户口案件的多发表明，官员通过虚假的双户口隐匿巨额财产，早已不是传说。双户口之于腐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将来，即便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能够克服万难推出，只要官员双户口的制度漏洞不封堵，财产公示的监督作用也将轻松被否定。因此，官员双户口不仅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突破口，也是将来健全反腐制度必须补上的窟窿。 我国究竟有多少“户多多”？产生“户多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公众迫切想知道答案，目前缺少一个官方的权威说法，但其危害不言而喻——破坏了社会起码的公平正义。户口承载着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诸多权利，也与金融、财产登记、出入境管理等挂钩。多一个户口，就等于多一个选择，少受一种限制。什么限购、限贷、限制出境，财产申报、一夫一妻、计划生育，等等，对“户多多”来说，形同“牛栏关猫”。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户口漏洞，有可能让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陕西“房姐”事件继续发酵，G以虚假身份在北京买了多套房产，现在随着其虚假身份被注销掉，接下来这么多套房产又该归谁呢？有律师表示，真实的房主是G，那么这些房产应该属于其所有。G承认其假名，公安机关同时也认定G是其假名的真实所有人，户口造假不影响G作为真实的购买人来继承其假名下的所有房产。 公民的财产当然需要得到法律最有力的保护，但对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行为，绝不应该纵容默许。很多事情之所以显得怪异，就在于不该严的很严，不该宽容的却很宽容。既然双户口最大的作用就是隐匿财产，那么要打击违法双户口，不仅要对“权权交易”的公安机关严厉问责，同时更要增加通过户口造假隐匿财产的安全风险。 就拿“房姐”在北京的10亿房产而言，她购房所使用的假名，其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随着假户口被注销，购房合同以及房产证书就都没有了法律效力。因此，对于使用虚假双户口购置的房产，相关法律理当视之为无主房产。就算现有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也应该认定当初的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无效，退回当初购房成本，并将增量收益罚没充公。违法双户口必须严厉打击，对此仅仅嘴巴上说说、文件上写写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必须用严厉的法律规定来增大违法的风险，让那些准备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人无法胡作非为。 3．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M在2013年1月27日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该省一些县市进行官员财产公示试点。 以该省中部的山区县磐安为例，磐安拟提拔干部任前财产申报的内容有7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工资以及各类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公积金、稿费收入情况等；房产、私家生活的私家车、个人的存款、单笔数额两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以及各项经营投资收入等；申报人如果有房产、私家车，还要附上各种证件的复印件。这7项内容除了在每个公示人单位公告栏里张贴之外，房产、车辆、2011年的收入投资以及收益四部分的情况还要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网民和民众的监督。 结合目前的“房叔”“房妹”事件，该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户籍管理是重大问题，“应将房产署名、购买时间、面积、价格等信息进行登记后全国联网，并实行强力的举报制度以及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 网友们普遍认为，户籍管理上的腐败和漏洞如今成为一部分腐败官员隐匿非法收入的保护伞。因此，有专家提出应以房产信息公开化作为官员财产的突破口，多数民众也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寄予反腐厚望。 该省政协委员、浙江社会科学院院长C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并不难，更重要的是申报内容的真实性与问责制的落实。 “无论是申报或公示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后面谁去监督、评估、核实、问责。”C告诉记者。据他了解，他所认识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对财产申报公示并不抵触，而且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现在这些官员就已经在按照纪委的要求，每年向纪委报告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的各类个人事项，无非是没有公示而已。 “公示是接受社会监督，”C认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关键是，如果申报不实，或者社会对官员申报的财产有疑问怎么办？谁来监督审核？谁来回应？谁来问责？如何问责？”他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了，而且在党纪国法上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 【问题】 假设你是一名纪检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1～3”，撰写一篇报告，介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供部门领导及其他同事参阅。 要求： （1）内容具体，联系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总字数400～500字。
（三十三）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份《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政协委员提案，把一直以来呼声高而进展小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再次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提案者本人F，一位在职的广州市局级干部。自从公布了“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宣言后，他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广州“两会”政协会议开幕3天来，关于F和他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提案，被大量网络、微博迅速转载、评论。尽管不少国内知名媒体点评称赞，但有网民也质疑这是一场高调的“个人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这个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 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经过数年的艰难摸索，在今年给人以美好的企盼。在广州，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已被纳入广州市委全会100项重点督办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市南沙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该项工作，当地纪委近期还准备去香港、澳门考察，学习先进经验。 在如此氛围里，公布“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宣言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F，尽管很多领导很支持他，这个提案也已经立案，下一步将交给党建相关部门来办理，可他为何还是压力重重？面对“坏了官场潜规则”等流言，F甚至抛出“我提出来怕什么，我都58岁了，我就豁出去了”之类的“悲壮”言语。这鲜明的反差，让我们深切地感触到，也许正是有官场潜规则的巨大阻碍，使得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一直在原地徘徊。 对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很多改革、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纵横交错，各式潜规则的盘根错节，很多改革被迫在潜规则面前低头而停滞不前。 拿收入分配改革来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我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马局长称，我国基尼系数不算低，这说明了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然而现实是，“千万次”呼唤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在2004年就开始启动调研，在201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改革收入分配制度。2012年年底，更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争取在去年年底前出台。可是，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挠，这项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改革，还是被搁置起来，成了一块注定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有多少改革停滞于潜规则面前？正如《人民日报》“深化改革”系列评论里所说的，“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是要“粉碎”那些在官场积淀甚深的“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因此，我们热切期望能多一些“坏了潜规则”的官员，逐渐推进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变革。当然，我们更期待“粉碎”那些潜规则的制度，能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改革的力度和刚性，使各项改革更能钳制权力、造福民生。 资料2 2013年1月17日，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G被曝光称，“在北京有20余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其还有另一个使用假名的身份证。G因此被网民称为陕西“房姐”“10亿房姐”。1月19日，G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有两个身份证。 时下，户籍制度和机制应是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否则，为什么“人一有钱”就可以搞多个户口？“房姐”多户口并不是孤例，此前同样与房子有关的郑州“房妹”，其全家数口人人均有两个户口；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T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已经落马的不少贪官中，多户口者同样为数不少，如某位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拥有12个身份证、15个户口本。 官员双户口案件的多发表明，官员通过虚假的双户口隐匿巨额财产，早已不是传说。双户口之于腐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将来，即便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能够克服万难推出，只要官员双户口的制度漏洞不封堵，财产公示的监督作用也将轻松被否定。因此，官员双户口不仅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突破口，也是将来健全反腐制度必须补上的窟窿。 我国究竟有多少“户多多”？产生“户多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公众迫切想知道答案，目前缺少一个官方的权威说法，但其危害不言而喻——破坏了社会起码的公平正义。户口承载着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诸多权利，也与金融、财产登记、出入境管理等挂钩。多一个户口，就等于多一个选择，少受一种限制。什么限购、限贷、限制出境，财产申报、一夫一妻、计划生育，等等，对“户多多”来说，形同“牛栏关猫”。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户口漏洞，有可能让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陕西“房姐”事件继续发酵，G以虚假身份在北京买了多套房产，现在随着其虚假身份被注销掉，接下来这么多套房产又该归谁呢？有律师表示，真实的房主是G，那么这些房产应该属于其所有。G承认其假名，公安机关同时也认定G是其假名的真实所有人，户口造假不影响G作为真实的购买人来继承其假名下的所有房产。 公民的财产当然需要得到法律最有力的保护，但对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行为，绝不应该纵容默许。很多事情之所以显得怪异，就在于不该严的很严，不该宽容的却很宽容。既然双户口最大的作用就是隐匿财产，那么要打击违法双户口，不仅要对“权权交易”的公安机关严厉问责，同时更要增加通过户口造假隐匿财产的安全风险。 就拿“房姐”在北京的10亿房产而言，她购房所使用的假名，其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随着假户口被注销，购房合同以及房产证书就都没有了法律效力。因此，对于使用虚假双户口购置的房产，相关法律理当视之为无主房产。就算现有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也应该认定当初的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无效，退回当初购房成本，并将增量收益罚没充公。违法双户口必须严厉打击，对此仅仅嘴巴上说说、文件上写写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必须用严厉的法律规定来增大违法的风险，让那些准备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人无法胡作非为。 资料3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M在2013年1月27日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该省一些县市进行官员财产公示试点。 以该省中部的山区县磐安为例，磐安拟提拔干部任前财产申报的内容有7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工资以及各类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公积金、稿费收入情况等；房产、私家生活的私家车、个人的存款、单笔数额两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以及各项经营投资收入等；申报人如果有房产、私家车，还要附上各种证件的复印件。这7项内容除了在每个公示人单位公告栏里张贴之外，房产、车辆、2011年的收入投资以及收益四部分的情况还要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网民和民众的监督。 结合目前的“房叔”“房妹”事件，该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户籍管理是重大问题，“应将房产署名、购买时间、面积、价格等信息进行登记后全国联网，并实行强力的举报制度以及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 网友们普遍认为，户籍管理上的腐败和漏洞如今成为一部分腐败官员隐匿非法收入的保护伞。因此，有专家提出应以房产信息公开化作为官员财产的突破口，多数民众也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寄予反腐厚望。 该省政协委员、浙江社会科学院院长C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并不难，更重要的是申报内容的真实性与问责制的落实。 “无论是申报或公示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后面谁去监督、评估、核实、问责。”C告诉记者。据他了解，他所认识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对财产申报公示并不抵触，而且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现在这些官员就已经在按照纪委的要求，每年向纪委报告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的各类个人事项，无非是没有公示而已。 “公示是接受社会监督，”C认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关键是，如果申报不实，或者社会对官员申报的财产有疑问怎么办？谁来监督审核？谁来回应？谁来问责？如何问责？”他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了，而且在党纪国法上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 【问题】 假设你是一名纪检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1～3”，撰写一篇报告，介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供部门领导及其他同事参阅。 要求： （1）内容具体，联系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总字数400～500字。
给定资料
1．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l．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l％，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院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之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例如，美国X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l％，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农业科技怎么推广到田问地头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
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搞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
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
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50岁的王颖，是泰顺某镇的畜牧兽医员，早在8年前，她就被镇里派到镇下属的一个村里
当驻村干部，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畜牧兽医员的工作现在只能当副业来干了。据调查，泰顺县乡镇农技人员实际在编328人，仅有47人专职从事本职工作。该县在编的乡镇农技
人员中40周岁以下的仅占实际在编人员的39．6％。其中，新近招聘进来的年轻人员，有的因为专业不对口，无法很好提供服务，有的到岗几年后不是改行就是调走，一些不具备农机从业资
格和能力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乡镇农技推广站工作。该县乡镇农技人员中，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8％，中高级职称仅占13％，一些人员虽然参加过农校培训，但接受新知识能力差，跟不上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如泰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测室新引进的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才而发挥不了作用。
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
“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鏊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l．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如果农产品价格失控上涨又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
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该专家也坦言：“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仕么时侯±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l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
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El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4．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某大厦三楼餐厅里，代表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餐桌前，就土地撂荒现象边就餐边讨论着。
来自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l0万多人，现在，每到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过个l0年、l5年，第一代农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退出农业生产第一线了，他们的后代不会种地、不愿意种地，这地给谁种啊？这种状况真是堪忧。"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动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要他们自己说呢，也就图个够吃，多种也是浪费!地能不荒着嘛!”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
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
也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承包大户，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儿子女儿还是不愿意种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农民的话说，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农村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账：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l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l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的城市里正是‘用工荒’，不
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1X1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
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景’，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量很低，原来，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提供技术服务，能提高不少收成呢!但现在呢，乡镇农业技术人员80％改行从事经营活动，省里、市里组织的农
业科技下乡活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种地时遇到些新问题，弄不懂，也没有人给我们服务，可不就逐渐撂荒了嘛!"
5．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论怎么精耕细
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
给定资料
1.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究院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之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例如，美国X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搞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农民有感情，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鏊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某社科专家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如果农产品价格失控上涨又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该专家也坦言：“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
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了一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时至今日，这一命题仍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安全乱掉了。”
4.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就相关问题讨论如下：
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10万多人，现在，每到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动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也不愿意回乡务农。按照农民的话说，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农村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帐；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1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的城市里正是‘用工荒’，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00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数’，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量很低，原来，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提供技术服务，能提高不少收成呢！但现在呢，乡镇农业技术人员80%改行从事经营活动，省里、市里组织的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种地时遇到些新问题，弄不懂，也没有人给我们服务，可不就逐渐撂荒了嘛！“
5.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论怎么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11年7月，Z市齐陵街道太平村村民与村集体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1611.9亩耕地流转到村集体，交由该村村民王永耕种，根据协议，流转的土地统一种植，人均可分得小麦800斤，如有盈利可参与分红。王永一个人种了一个村子的地，可当说起种粮的体会时，他却满腹苦水，异常激动。土地流转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人多地少的农户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农户却并不赞成。根据粗略统计，这两年王永种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万元。”地是由自己种，可土地承包权是别人的，种地投入了这么多钱，无法到银行进行抵押，换不来银行一分钱的贷款。“2012年一场暴风雨，村里小麦倒伏，致使王永损失了几十万元，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偿了2万元。王永坦言，目前种粮的农民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每亩125元的粮食直补和每亩23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两种，如果风调雨顺，包地种粮应该是有利润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买农机的数百万投入，则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尽管签署了流转协议，种粮大户仍有可能百临政府征地，村民毁约等风险。
在河南省W县，提到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无人不晓。2006年9月，该县马宣寨村32户农民发起成立了绿色稻米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稻米商标，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元，拥有成员226户，流转土地面积也由当初的1700余亩发展到涵盖周边县市的6万余亩。近日，记者来到马宣寨村，一探究竟。接受采访的村民孙某说：”以前村里人种稻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合作社，比以前好多了。啥时种、咋种、咋管、咋收、咋卖，都不用像以前那样操心，大伙跟合作社一起干就行了。“
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科研拔尖人才、骨干科研人员疲于急项目、揽活干、应付各类检查等。直接从事研究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23％。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之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大量搜集我国优异的种子资源，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攫取巨额利润。例如，美国X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该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靠的不是别的，正是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农业科技怎么推广到田间地头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镇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50岁的王颖，是泰顺县某镇的畜牧兽医员，早在8年前，她就被镇里派到镇下属的一个村里当驻村干部，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畜牧兽医员的工作现在只能当副业来干了。据调查，泰顺县乡镇农技人员实际在编328人，仅有47人专职从事本职工作。该县在编的乡镇农技人员中40周岁以下的仅占实际在编人员的39.6％，其中，新近招聘进来的年轻人员，有的因为专业不对口，无法很好提供服务，有的到岗几年后不是改行就是调走。一些不具备农技从业资格和能力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乡镇农技推广站工作。该县乡镇农技人员中，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8％，中高级职称仅占13％，一些人员虽然参加过农校培训，但接受新知识能力差，跟不上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如泰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测室新引进的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才而发挥不了作用。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鳌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这位专家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粮食产量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高低有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几乎是整个物价的“晴雨表”。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很多人问这位专家：“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他如实回答：“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4.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某大厦三楼餐厅里，代表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餐桌前，就土地撂荒现象边就餐边讨论着。
来自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10万多人。现在，每年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过个10年、15年，第一代农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退出农业生产第一线了，他们的后代不会种地、不愿意种地，这地给谁种啊？这种状况真是令人堪忧。”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要他们自己说呢，也就图个够吃，多种也是浪费！地能不荒着嘛！”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也不愿回乡务农。有的承包大户，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儿子女儿还是不愿意种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农民的说法，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家里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账：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1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城市里正闹‘用工荒’，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00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景’，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量很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想把自家的地种好，但怎么种好，只能农民自己想办法。原来，每个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