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跳
立定三级跳项目是（）类型的动作技能
A、开放性技能
B、连续性技能
C、系列性技能
D、不连续性技能
学习三级跳，只有掌握了急行跳远之后才有可能，而且应做长距离的和高速度的助跑。
A、对
B、错
科技成果只有同()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A.市场需求
B.产业需求
C.人民要求
D.国家需要
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科技成果必须完成三级跳，其中不包括（）
A、科学研究
B、成果转化
C、实验开发
D、推广应用
三级跳远比赛时，某运动员因参加100米比赛，请假离开三级跳远比赛场地，返回时，该运动员的试跳顺序刚过，但未错过该轮次，裁判长准其不按原试跳顺序补跳一次。
A、对
B、错
某中学初三年级，在一节立定三级跳的体育课上，有一名男生在练习过程中，由于落地不稳，踝关节受伤。（1）如果在你的体育课上出现该问题，你如何解决？（2）在教学中可通过哪些方法预防该情况的发生？
提高短跑运动员速度的训练方法有（）
A、30米行进间跑，60米行进间跑，多级跳、30米跨步跳，蹲踞式起跑30米
B、30米行进间跑，120米后蹬跑，100米高抬腿跑，三级跳
C、150米行进间跑，站立式起跑200米，50米行进间跑，100米全程跑
D、200米后蹬跑，30米行进间跑，100米高抬腿跑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第一题、第二题，所有考生都必须作答。第三、四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第五、六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未按上述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3.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主题：
《奥运遗产》时间：2008年9月9日嘉宾：韩乔生(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
易剑东(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主任)
王谨(《新京报》体育部主编)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做客中国网《半月谭》。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天来到《半月谭》的三位嘉宾：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体育解说评论员韩乔生先生;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主任易剑东先生;《新京报》体育部主编王谨先生。欢迎大家。
主持人：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已经落下帷幕，它的成功举办已成为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奥运会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奥运标准"：场馆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环境有效的治理，高效的服务理念等等都是以奥运标准为前提予以实施的。现在这些标准已成为我们宝贵的奥运遗产。
主持人：作为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老师曾经多次近距离看奥运，解说和评论奥运，所以，对奥运精神、奥运遗产有更多独到的理解。我们就先请韩老师谈谈他这次参与北京奥运会报道的感受，以及他是如何看待北京奥运遗产的？
韩乔生：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专家，而且易剑东是专门从事体育媒体报道的大腕，王谨老师在体育文化报道当中应该说是"旗舰"，在我们中国网这么多业内人士面前，我在这儿只能算是抛砖引玉。
奥林匹克对于人类来讲，是重要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对于北京奥运会，我个人感觉是带有东方文化色彩最浓的一届奥运会。我印象当中1988年，无论是视觉，还是场馆的建设，汉城奥运会上东方文化的理念与奥林匹克结合，都是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我想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相信当时来自于东京的，来自于整个东方文化理念对于奥林匹克的贡献，在当时一定是史无前例的。亚洲的文化、东方的文化理念在奥林匹克这个本来是西方创始的体育和文化共同搭建的舞台上，有一次"三级跳".北京这一跳是东方人的"三级跳"当中最后一跳，体育跨越的比例是最大的。有这样一个三级跳的话，北京残奥会更让外国，特别是外国运动员感受到北京的奥运会像奥运会。
没有东方文化的奥林匹克，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有了东方的奥林匹克，才使得奥林匹克开始变得逐渐完美起来。什么时候奥林匹克大旗插上非洲大陆，奥林匹克才真正算是圆满。
这次奥林匹克提出一个"和"，伦敦电视评论员讲，全世界知道中国文字是方块，但汉字"和"的识别率是最高的。
主持人：韩老师我还是得问您，您刚刚说了半天，主要说了北京奥运会对奥林匹克的影响，还有外国人通过奥运会对我们中国的一个感受的变化，那么我还想问奥运会及奥运精神对我们中国人自已有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呢？
韩乔生：我理解主持人的意思，我这个人反应比较慢，属于慢型手倒立型。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通过体育的形式，让全世界感受到东方文化的巨大魅力。通过北京奥运会这个巨大的舞台，让全世界一起共同收看来自中国国情的电视直播，中国人品的电视直播，中国人人情味的电视直播，这比平时你花多少钱去做那些广告都强。我们知道华人在欧美国家很难进入到主流媒体，很难进入到真正的政界当中。在西方传统里，在英法德日意俄的印象里，甚至中国的男女还都梳长辫，现在电视转播一瞧，中国人穿得这么时尚。中国文化、中国风无孔不入。
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人学会了与外国人接触时应如何应对。我们在跟外国人接触交往当中，应该更多学会西方人的幽默。东方的文化、服饰、装饰品，对于西方的渗透，远不如西方对东方的渗透，在北京奥林匹克大幕拉起之前，我们通过北京奥运会已然看到了曙光。
主持人：谢谢韩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对话。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问王老师的。北京奥运会是一个体育的盛会，对于新闻媒体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奥运会报道当中有哪些进步，得到哪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后做体育赛事的报道，以至于对新闻媒体的发展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谨：从口才到涵养我都不如韩乔生和易剑东老师，我怕我说得特别没意思，大家可以鼓励鼓励我。我是在体育部做一个小的掌舵人，当时是成立了一个三十几个人的报道团队，因为奥运对于报社来讲肯定不是体育部一个部门的事，基本上是全报社的事，是举全报社之力做奥运会的报道。
奥运会给媒体人带来最大的启示，就是你需要做的是人的体育、人的奥运。用最简单的汉语来阐释就是人的奥运、人的体育。在奥运媒体战中没有失败者，没有胜利者，可能有一些专业媒体会死掉。对我们日报来讲，胜利在于理性、冷静地报道，中国人现在的国际形象，随着奥运可能会越来越好，因为你开放，你0PEN了。
王谨：奥运会结束之后，央视开始放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和头像，夺金牌的冠军和没有夺任何奖牌的运动员在同样时段出现，我觉得央视是进步了，这一点是绝对符合人文奥运的精神。包括一些纸媒，不像过去，像全运会那样去做，比如张怡宁夺冠，因为她是北京人就要大做，无论谁夺冠了，只要是北京籍就一定要做大，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理智了，就像这次美国女排打败了中国女排，没有人骂郎平。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主持人：柳传志曾经对记者说："奥运带给中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奥运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恢宏的体育场馆和激扬的民众锻炼热情，更应该是逐渐提高的"奥运标准"，而这个标准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离去而逐渐失去，反而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中国社会的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的控制、环境的保护问题，还有自然和环境的和谐发展问题，在对奥运带给中国的标准化建设方面，中国如何坚持走下去呢，"奥运标准"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是什么？
易剑东：这次奥运会的成功，包括国际奥委会的评价，其他奥运代表团的评价。第一个成功就是场馆的高标准化，甚至叫超标准化，美国媒体在奥运会之前对北京奥运会评价相当负面。但是现在却说我们的场馆、媒体服务设施、媒体村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超越的。
第二个是环境方面，一个是空气，另外一个是水。从空气的角度看，我们都知道买了口罩也不用，而且有13天是一级天气，颗粒物20，50到100是二级，维持13天非常了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我们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也知道平常空气质量确实不是很好，外国媒体的担忧，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罗格说的那些话并非没有道理，这次确确实实让外国人感到很震惊。
第三个就是中国超热情的服务，包括全方位的媒体服务，这次IBC提供的面积是最大的，以往都没这么大，而且我们提供的服务设施不单是液晶屏，还有专门为奥运会考虑的问题。在奥运会场馆刚开始用了很多主席台，把主席台位置搞得很宽很大，这是国内普通赛场常见的，但是这次要求把媒体摆到最宽的位置，这个地方要设多少媒体功能区，干什么，多大的空间，以往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这次都遵循国际标准换了，所以这次媒体得到空前的照顾。其实包括媒体志愿者，在各个志愿者里，普通老百姓不会了解媒体志愿者，但是媒体志愿者多达三千人，而且为此专门跟奥组委和八家大学签署三方协议，让外国学生做媒体服务。媒体服务都形成行业了，这次奥运会在这方面做的是最好的，其他赛事能不能延续这是我最关心的。
第四，这次奥运会期间，我们国家把自己很多的传统规则在奥运会体例下做了一些调整，大家看到了媒体村对外国人上网的放松。此外，外国媒体采访中国公民的很多限制都放宽了，有关媒体采访中国公民的政策，还会持续下去，奥运会结束之后还会延续，不会说停止，这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从赛事举办本身来讲，我们国家办奥运会确实存在很大难度，这次组织了这么好的组委会和志愿者，志愿者方面我觉得永远不可能破这个记录，150万志愿者，哪个城市都不可能的，北京基本上1500万人，这个数字是相当难得的。所以这次罗格提议闭幕式让四个人当选委员，给志愿者献花，以往几届都没有。
说两句由衷的话，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办的奥运会，对国际奥委会的执行规则做得这么完美、这么出乎他们的想象。同时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人海战术注入了这么多新的东方元素和中国元素，有些国家想做都做不到。所以标准坚持了，自己又有特色，而且这些特色几乎是不可能再有的，所以北京奥运会空前绝后，很难被别的国家复制，很多指标上很难被超越。
韩乔生：要想打破奥运会的这种指标只有我们自己。
主持人：还是要补充一下志愿者，志愿者在这次奥运会当中是非常大的亮点，志愿者服务对我们以后志愿者的工作有什么借鉴经验？
易剑东：志愿者工作的管理难度较大，因为志愿者就是一次性管理者，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悉尼奥运会是比较好的，志愿者逃逸率是4%，雅典奥运会逃逸率通过各种统计是10%左右。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没有看到有关逃逸的报道，这个是很难得的。做志愿者工作有三点要说，不说教训经验，说说辩证思考。第一个就是微笑和专业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韩老师参加过很多届奥运会，我也听很多去过奥运会的人跟我讲，经常是碰到一个志愿者，一直
首先陷入危机的是董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东方海外实业。东方海外实业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前景判断错误，以致在不适当的时机扩充过速。东方海外实业作为董氏集团在香港的上市旗舰，主要业务是经营货柜轮船，其最致命的错误，是1980年4月以12亿港元价格收购英国最大轮船公司之一的富纳西斯，经此一役，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吨位作三级跳，从1976年的46万吨急增至1980年的120万吨，资产从同期的26.7港元跃升到63亿港元，负债也从19.7亿港元急增至50亿港元，资产负债率已跃升至83％，超过危险警戒线。东方海外实业收购富纳西斯后，原计划将其改组，不料却遭到雇员的强力反对，被迫放弃，令东方海外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后来，东方海外实业仍继续扩张，先是向大股东董氏家族购入大量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悉尼及新加坡的物业、保险业务及8艘轮船，接着又宣布以9亿港元购入6艘货柜船，以壮大船队。到1982年，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已急增到368万吨，比1980年再增加2倍。为了改善资产负债比率，期间东方海外实业虽然曾三度供股，注入大股东资金，但到1984年底，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78％，即只要公司资产减值22％，其资产净值便等于零。这时期，东方海外实业的长短期负债已高达92.4亿港元，由于负债沉重，1984年度仅利息净支出就高达5.61亿港元，是该年度除税后盈利（未计算非经常收入）的3.3倍。东方海外实业负债经营，显然寄希望于世界航业的复兴，然而，1984年世界航运业在货柜运输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在货柜运动量庞大的港美的太平洋航线，运输量虽有所增加，但运费却因同业竞争激烈而无法调升，而远东至欧洲航线的运费更趋下跌，影响了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1985年，世界航运业陷入空前衰退，东方海外实业的财务危机开始表面化，出现24.8亿港元的资产负债，已濒临破产。当时，整个董氏航运集团已深陷危机之中。董氏集团扩张达最高峰时，旗下的油轮、货柜轮、散装货轮等共达150艘，已居全球第二位。当时，整个集团债务已高达200亿港元，债权人200余家，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由于债务过多，作为抵押品的船只因航运业衰退而大幅贬值，董氏航运集团已资不抵债。而当时该集团向日本制造厂订造的24艘新船，更急需现金结账，于是触发财务危机。当时，身为董氏航运集团及东方海外实业主席的董建华，董建华是董浩云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父移居香港，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返港后即加入家族生意，其时董氏家族从事航运事业已达30年之久。董建华为完成集团债务重组，曾多次远赴日本，与以东棉承造为中心的商社、造船厂展开艰苦谈判，并与以香港汇丰银行、美国汉华实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和兴业银行为首的200余名债权人展开长达17个月的冗长磋商。由于不是透过法律程序强制执行重整方案，重组成功的关键是达成共识，200多个债权人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法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成功的机会不到一成。谈判期间，董建华首先成功说服日本的造船厂接受小量赔偿后取消12艘新船的订单，又得中国银行率先援助，贷出2000万美元，令其他11家债权银行亦各贷出2000万美元，共筹得2.4亿美元支付另12艘新船款项，令董氏集团获得喘息之机争取时间设计重组方案。在最关键时刻，董建华又获得霍英东的协助，答应注资1.2亿美元，使东方海外得以继续营运。1987年1月，董建华终于成功与债权人签订集团债务重组的协议。这次债务重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家名为东方海外国际的新公司，以管理董氏集团旗下31艘货柜船，专责货柜运输业务，由霍英东向该公司注资1亿美元，取得该公司35％股权，而东方海外实业则持有该公司６５％股权，东方海外实业的债权人则把全部债务转换为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及新普通股，共持有东方海外实业67％股权，其中52％股权连同董氏家族持有的23％股权则注入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董氏控股基金中，并指定该基金存在15年，以备东方海外实业在取得利润时向债权人赎回股份，原东方海外实业股东则持有该公司10％股权。董氏集团旗下的金山轮船公司亦以类似方式重组，由董氏控股基金持有100％股权，管理旗下34艘油轮和散装货轮。这次重组，令董氏航运集团得以避免被清盘命运，并为该集团在全球航运业市场重建其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自此，东方海外实业着力整顿资产，不断出售非核心业务及投资，包括英国富纳西斯股权、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股权，以及多宗以亿元计资产，套现20余亿港元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并集中经营货柜运输业务。八十年代后期，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开始好转，先后于1989年12月及1990年3月向债权人购回票据及部分优先股。1992年5月，东方海外实业在董建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拥有终止债务的实力，于是宣布再次重组计划，将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和普通股全部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票据、优先股（亦可换取现金）及普通股、霍英东注入的3亿美元亦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可赎回优先股及可换股可赎回优先股。同年3月，东方海外国际取代东方海外实业在香港上市，成为董氏集团的上市旗舰。1993年，即重组后的第七个年头，东方海外国际开始取得较稳定的盈利并首次恢复派息，董氏家族对东方海外的控制权也重新上升到50％以上。1994年，东方海外股价大幅度升66.94％，升幅居香港股市十大升幅上市公司的榜首，其时，东方海外的借贷仍约有38亿港元，但流动投资组合约达30亿港元，财务状况已大为改善，业务已重上轨道，其掌舵人董建华经多年艰苦奋斗，至此可说是苦尽甘来。东方海外实业的问题主要是（）。
A、人员内部配置不当
B、在不适当的时机扩充过速
C、领导层在经营方向上选择的错误
D、董事会的意见出现分裂
首先陷入危机的是董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东方海外实业。东方海外实业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前景判断错误，以致在不适当的时机扩充过速。东方海外实业作为董氏集团在香港的上市旗舰，主要业务是经营货柜轮船，其最致命的错误，是1980年4月以12亿港元价格收购英国最大轮船公司之一的富纳西斯，经此一役，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吨位作三级跳，从1976年的46万吨急增至1980年的120万吨，资产从同期的26.7港元跃升到63亿港元，负债也从19.7亿港元急增至50亿港元，资产负债率已跃升至83％，超过危险警戒线。东方海外实业收购富纳西斯后，原计划将其改组，不料却遭到雇员的强力反对，被迫放弃，令东方海外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后来，东方海外实业仍继续扩张，先是向大股东董氏家族购入大量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悉尼及新加坡的物业、保险业务及8艘轮船，接着又宣布以9亿港元购入6艘货柜船，以壮大船队。到1982年，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已急增到368万吨，比1980年再增加2倍。为了改善资产负债比率，期间东方海外实业虽然曾三度供股，注入大股东资金，但到1984年底，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78％，即只要公司资产减值22％，其资产净值便等于零。这时期，东方海外实业的长短期负债已高达92.4亿港元，由于负债沉重，1984年度仅利息净支出就高达5.61亿港元，是该年度除税后盈利（未计算非经常收入）的3.3倍。东方海外实业负债经营，显然寄希望于世界航业的复兴，然而，1984年世界航运业在货柜运输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在货柜运动量庞大的港美的太平洋航线，运输量虽有所增加，但运费却因同业竞争激烈而无法调升，而远东至欧洲航线的运费更趋下跌，影响了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1985年，世界航运业陷入空前衰退，东方海外实业的财务危机开始表面化，出现24.8亿港元的资产负债，已濒临破产。当时，整个董氏航运集团已深陷危机之中。董氏集团扩张达最高峰时，旗下的油轮、货柜轮、散装货轮等共达150艘，已居全球第二位。当时，整个集团债务已高达200亿港元，债权人200余家，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由于债务过多，作为抵押品的船只因航运业衰退而大幅贬值，董氏航运集团已资不抵债。而当时该集团向日本制造厂订造的24艘新船，更急需现金结账，于是触发财务危机。当时，身为董氏航运集团及东方海外实业主席的董建华，董建华是董浩云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父移居香港，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返港后即加入家族生意，其时董氏家族从事航运事业已达30年之久。董建华为完成集团债务重组，曾多次远赴日本，与以东棉承造为中心的商社、造船厂展开艰苦谈判，并与以香港汇丰银行、美国汉华实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和兴业银行为首的200余名债权人展开长达17个月的冗长磋商。由于不是透过法律程序强制执行重整方案，重组成功的关键是达成共识，200多个债权人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法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成功的机会不到一成。谈判期间，董建华首先成功说服日本的造船厂接受小量赔偿后取消12艘新船的订单，又得中国银行率先援助，贷出2000万美元，令其他11家债权银行亦各贷出2000万美元，共筹得2.4亿美元支付另12艘新船款项，令董氏集团获得喘息之机争取时间设计重组方案。在最关键时刻，董建华又获得霍英东的协助，答应注资1.2亿美元，使东方海外得以继续营运。1987年1月，董建华终于成功与债权人签订集团债务重组的协议。这次债务重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家名为东方海外国际的新公司，以管理董氏集团旗下31艘货柜船，专责货柜运输业务，由霍英东向该公司注资1亿美元，取得该公司35％股权，而东方海外实业则持有该公司６５％股权，东方海外实业的债权人则把全部债务转换为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及新普通股，共持有东方海外实业67％股权，其中52％股权连同董氏家族持有的23％股权则注入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董氏控股基金中，并指定该基金存在15年，以备东方海外实业在取得利润时向债权人赎回股份，原东方海外实业股东则持有该公司10％股权。董氏集团旗下的金山轮船公司亦以类似方式重组，由董氏控股基金持有100％股权，管理旗下34艘油轮和散装货轮。这次重组，令董氏航运集团得以避免被清盘命运，并为该集团在全球航运业市场重建其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自此，东方海外实业着力整顿资产，不断出售非核心业务及投资，包括英国富纳西斯股权、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股权，以及多宗以亿元计资产，套现20余亿港元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并集中经营货柜运输业务。八十年代后期，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开始好转，先后于1989年12月及1990年3月向债权人购回票据及部分优先股。1992年5月，东方海外实业在董建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拥有终止债务的实力，于是宣布再次重组计划，将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和普通股全部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票据、优先股（亦可换取现金）及普通股、霍英东注入的3亿美元亦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可赎回优先股及可换股可赎回优先股。同年3月，东方海外国际取代东方海外实业在香港上市，成为董氏集团的上市旗舰。1993年，即重组后的第七个年头，东方海外国际开始取得较稳定的盈利并首次恢复派息，董氏家族对东方海外的控制权也重新上升到50％以上。1994年，东方海外股价大幅度升66.94％，升幅居香港股市十大升幅上市公司的榜首，其时，东方海外的借贷仍约有38亿港元，但流动投资组合约达30亿港元，财务状况已大为改善，业务已重上轨道，其掌舵人董建华经多年艰苦奋斗，至此可说是苦尽甘来。在对决策和执行方案进行评估的时候，关键的一点是（）。
A、思考决策对组织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B、思考决策的正面效应
C、思考决策的负面影响
D、思考决策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首先陷入危机的是董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东方海外实业。东方海外实业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前景判断错误，以致在不适当的时机扩充过速。东方海外实业作为董氏集团在香港的上市旗舰，主要业务是经营货柜轮船，其最致命的错误，是1980年4月以12亿港元价格收购英国最大轮船公司之一的富纳西斯，经此一役，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吨位作三级跳，从1976年的46万吨急增至1980年的120万吨，资产从同期的26.7港元跃升到63亿港元，负债也从19.7亿港元急增至50亿港元，资产负债率已跃升至83％，超过危险警戒线。东方海外实业收购富纳西斯后，原计划将其改组，不料却遭到雇员的强力反对，被迫放弃，令东方海外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后来，东方海外实业仍继续扩张，先是向大股东董氏家族购入大量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悉尼及新加坡的物业、保险业务及8艘轮船，接着又宣布以9亿港元购入6艘货柜船，以壮大船队。到1982年，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已急增到368万吨，比1980年再增加2倍。为了改善资产负债比率，期间东方海外实业虽然曾三度供股，注入大股东资金，但到1984年底，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78％，即只要公司资产减值22％，其资产净值便等于零。这时期，东方海外实业的长短期负债已高达92.4亿港元，由于负债沉重，1984年度仅利息净支出就高达5.61亿港元，是该年度除税后盈利（未计算非经常收入）的3.3倍。 东方海外实业负债经营，显然寄希望于世界航业的复兴，然而，1984年世界航运业在货柜运输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在货柜运动量庞大的港美的太平洋航线，运输量虽有所增加，但运费却因同业竞争激烈而无法调升，而远东至欧洲航线的运费更趋下跌，影响了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1985年，世界航运业陷入空前衰退，东方海外实业的财务危机开始表面化，出现24.8亿港元的资产负债，已濒临破产。 当时，整个董氏航运集团已深陷危机之中。董氏集团扩张达最高峰时，旗下的油轮、货柜轮、散装货轮等共达150艘，已居全球第二位。当时，整个集团债务已高达200亿港元，债权人200余家，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由于债务过多，作为抵押品的船只因航运业衰退而大幅贬值，董氏航运集团已资不抵债。而当时该集团向日本制造厂订造的24艘新船，更急需现金结账，于是触发财务危机。 当时，身为董氏航运集团及东方海外实业主席的董建华，董建华是董浩云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父移居香港，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返港后即加入家族生意，其时董氏家族从事航运事业已达30年之久。董建华为完成集团债务重组，曾多次远赴日本，与以东棉承造为中心的商社、造船厂展开艰苦谈判，并与以香港汇丰银行、美国汉华实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和兴业银行为首的200余名债权人展开长达17个月的冗长磋商。 由于不是透过法律程序强制执行重整方案，重组成功的关键是达成共识，200多个债权人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法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成功的机会不到一成。谈判期间，董建华首先成功说服日本的造船厂接受小量赔偿后取消12艘新船的订单，又得中国银行率先援助，贷出2000万美元，令其他11家债权银行亦各贷出2000万美元，共筹得2.4亿美元支付另12艘新船款项，令董氏集团获得喘息之机争取时间设计重组方案。在最关键时刻，董建华又获得霍英东的协助，答应注资1.2亿美元，使东方海外得以继续营运。1987年1月，董建华终于成功与债权人签订集团债务重组的协议。 这次债务重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家名为东方海外国际的新公司，以管理董氏集团旗下31艘货柜船，专责货柜运输业务，由霍英东向该公司注资1亿美元，取得该公司35％股权，而东方海外实业则持有该公司65％股权，东方海外实业的债权人则把全部债务转换为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及新普通股，共持有东方海外实业67％股权，其中52％股权连同董氏家族持有的23％股权则注入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董氏控股基金中，并指定该基金存在15年，以备东方海外实业在取得利润时向债权人赎回股份，原东方海外实业股东则持有该公司10％股权。董氏集团旗下的金山轮船公司亦以类似方式重组，由董氏控股基金持有100％股权，管理旗下34艘油轮和散装货轮。这次重组，令董氏航运集团得以避免被清盘命运，并为该集团在全球航运业市场重建其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 自此，东方海外实业着力整顿资产，不断出售非核心业务及投资，包括英国富纳西斯股权、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股权，以及多宗以亿元计资产，套现20余亿港元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并集中经营货柜运输业务。八十年代后期，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开始好转，先后于1989年12月及1990年3月向债权人购回票据及部分优先股。1992年5月，东方海外实业在董建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拥有终止债务的实力，于是宣布再次重组计划，将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和普通股全部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票据、优先股（亦可换取现金）及普通股、霍英东注入的3亿美元亦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可赎回优先股及可换股可赎回优先股。同年3月，东方海外国际取代东方海外实业在香港上市，成为董氏集团的上市旗舰。1993年，即重组后的第七个年头，东方海外国际开始取得较稳定的盈利并首次恢复派息，董氏家族对东方海外的控制权也重新上升到50％以上。1994年，东方海外股价大幅度升66.94％，升幅居香港股市十大升幅上市公司的榜首，其时，东方海外的借贷仍约有38亿港元，但流动投资组合约达30亿港元，财务状况已大为改善，业务已重上轨道，其掌舵人董建华经多年艰苦奋斗，至此可说是苦尽甘来。从对问题的解决角度来看，选择解决方案时必须遵循FSA标准，FSA标准是指（）。
A、可行性、适用性、可接受性
B、可行性、合理性、可接受性
C、经济性、适用性、可接受性
D、合理性、经济性、可接受性
首先陷入危机的是董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东方海外实业。东方海外实业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前景判断错误，以致在不适当的时机扩充过速。东方海外实业作为董氏集团在香港的上市旗舰，主要业务是经营货柜轮船，其最致命的错误，是1980年4月以12亿港元价格收购英国最大轮船公司之一的富纳西斯，经此一役，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吨位作三级跳，从1976年的46万吨急增至1980年的120万吨，资产从同期的26.7港元跃升到63亿港元，负债也从19.7亿港元急增至50亿港元，资产负债率已跃升至83％，超过危险警戒线。东方海外实业收购富纳西斯后，原计划将其改组，不料却遭到雇员的强力反对，被迫放弃，令东方海外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后来，东方海外实业仍继续扩张，先是向大股东董氏家族购入大量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悉尼及新加坡的物业、保险业务及8艘轮船，接着又宣布以9亿港元购入6艘货柜船，以壮大船队。到1982年，东方海外实业的船队已急增到368万吨，比1980年再增加2倍。为了改善资产负债比率，期间东方海外实业虽然曾三度供股，注入大股东资金，但到1984年底，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78％，即只要公司资产减值22％，其资产净值便等于零。这时期，东方海外实业的长短期负债已高达92.4亿港元，由于负债沉重，1984年度仅利息净支出就高达5.61亿港元，是该年度除税后盈利（未计算非经常收入）的3.3倍。东方海外实业负债经营，显然寄希望于世界航业的复兴，然而，1984年世界航运业在货柜运输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在货柜运动量庞大的港美的太平洋航线，运输量虽有所增加，但运费却因同业竞争激烈而无法调升，而远东至欧洲航线的运费更趋下跌，影响了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1985年，世界航运业陷入空前衰退，东方海外实业的财务危机开始表面化，出现24.8亿港元的资产负债，已濒临破产。当时，整个董氏航运集团已深陷危机之中。董氏集团扩张达最高峰时，旗下的油轮、货柜轮、散装货轮等共达150艘，已居全球第二位。当时，整个集团债务已高达200亿港元，债权人200余家，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由于债务过多，作为抵押品的船只因航运业衰退而大幅贬值，董氏航运集团已资不抵债。而当时该集团向日本制造厂订造的24艘新船，更急需现金结账，于是触发财务危机。当时，身为董氏航运集团及东方海外实业主席的董建华，董建华是董浩云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父移居香港，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返港后即加入家族生意，其时董氏家族从事航运事业已达30年之久。董建华为完成集团债务重组，曾多次远赴日本，与以东棉承造为中心的商社、造船厂展开艰苦谈判，并与以香港汇丰银行、美国汉华实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和兴业银行为首的200余名债权人展开长达17个月的冗长磋商。由于不是透过法律程序强制执行重整方案，重组成功的关键是达成共识，200多个债权人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法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成功的机会不到一成。谈判期间，董建华首先成功说服日本的造船厂接受小量赔偿后取消12艘新船的订单，又得中国银行率先援助，贷出2000万美元，令其他11家债权银行亦各贷出2000万美元，共筹得2.4亿美元支付另12艘新船款项，令董氏集团获得喘息之机争取时间设计重组方案。在最关键时刻，董建华又获得霍英东的协助，答应注资1.2亿美元，使东方海外得以继续营运。1987年1月，董建华终于成功与债权人签订集团债务重组的协议。这次债务重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家名为东方海外国际的新公司，以管理董氏集团旗下31艘货柜船，专责货柜运输业务，由霍英东向该公司注资1亿美元，取得该公司35％股权，而东方海外实业则持有该公司６５％股权，东方海外实业的债权人则把全部债务转换为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及新普通股，共持有东方海外实业67％股权，其中52％股权连同董氏家族持有的23％股权则注入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董氏控股基金中，并指定该基金存在15年，以备东方海外实业在取得利润时向债权人赎回股份，原东方海外实业股东则持有该公司10％股权。董氏集团旗下的金山轮船公司亦以类似方式重组，由董氏控股基金持有100％股权，管理旗下34艘油轮和散装货轮。这次重组，令董氏航运集团得以避免被清盘命运，并为该集团在全球航运业市场重建其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自此，东方海外实业着力整顿资产，不断出售非核心业务及投资，包括英国富纳西斯股权、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股权，以及多宗以亿元计资产，套现20余亿港元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并集中经营货柜运输业务。八十年代后期，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东方海外实业的盈利能力开始好转，先后于1989年12月及1990年3月向债权人购回票据及部分优先股。1992年5月，东方海外实业在董建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拥有终止债务的实力，于是宣布再次重组计划，将东方海外实业的票据、优先股和普通股全部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票据、优先股（亦可换取现金）及普通股、霍英东注入的3亿美元亦转换为东方海外国际的可赎回优先股及可换股可赎回优先股。同年3月，东方海外国际取代东方海外实业在香港上市，成为董氏集团的上市旗舰。1993年，即重组后的第七个年头，东方海外国际开始取得较稳定的盈利并首次恢复派息，董氏家族对东方海外的控制权也重新上升到50％以上。1994年，东方海外股价大幅度升66.94％，升幅居香港股市十大升幅上市公司的榜首，其时，东方海外的借贷仍约有38亿港元，但流动投资组合约达30亿港元，财务状况已大为改善，业务已重上轨道，其掌舵人董建华经多年艰苦奋斗，至此可说是苦尽甘来。在解决债务重组问题的过程中，董建华所取得的成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
A、从其他11家债权银行亦各贷出2000万美元
B、从中国银行贷出2000万美元
C、成功说服日本的造船厂接受小量赔偿后取消12艘新船的订单
D、获得霍英东的注资1.2亿美元
1．自2014年起。全国人民增添了一个重要节日，10月17日——“扶贫日”。
10月17日一直是“国际消贫日”，每年这一天，联合国都会选择一个国家作为主会场，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从2007年至2013年连续7年，我国在“国际消贫日”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各地也在同一天举办各种活动。2014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设立“扶贫日”是继续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数据显示，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按照我国扶贫标准，1978--2010年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从1986年的人均年收入206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再到2011年底的2300元，我国扶贫标准实现“三级跳”。郑文凯介绍，这些年我国的社会扶贫初步形成了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和军队参与扶贫三方面的基本框架。目前，31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定点扶贫实现了对重点县的全覆盖。
专家指出，尽管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但当前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群还有8000多万人，参考国际标准则还有2亿多，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阶段。
“目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力创新提高的新阶段。”郑文凯表示，今年我国力争减贫1000万人以上，国家设立首个“扶贫日”将是一个有利契机，通过各类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2014年是第一个“扶贫日”，开好头、起好步。对以后的“扶贫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应该按照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节俭务实、注重效果的原则，精心组织好、开展好“扶贫日”活动。
2．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是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扶贫问题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们积极开展包括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健康扶贫、实物扶贫在内的各种扶贫活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以前有了较大飞跃，并且涉及了更多的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运营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与政府和市场相比，非政府组织更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凭借以上种种优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有了较大影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健全社会保障显得尤为重要，而扶贫开发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对降低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借鉴国外应对“福利危机”的做法，大力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因共同的兴趣、目标、爱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相同的价值取向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抱负。因此，在农村扶贫工作中，他们不计得失，积极奉献，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承担了那些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营不宜顾及或者无法承担的责任，获得政府和企业无法获得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还降低了运行成本。
非政府组织成员部分来自基层、民间．他们自身的“草根性”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政府组织主要是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解决普遍性的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扶贫；非政府组织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扶贫问题。非政府组织利用其贴近民众的特性，将分散的贫困个体集中起来，整合弱势力量，形成合力，加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实施中，这是政府机制无法比拟的。
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一般就是创办人，他们通常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和精英人物，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成就，享有良好的声誉，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拥有自己的特长或专业知识技能。因此，在农村扶贫中，非政府组织团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在比较擅长的部分实施扶贫措施，如教育扶贫、技术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等，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率。
非政府组织参加农村扶贫不需要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们投身到扶贫事业中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自身价值，为了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人文素质，他们的工作基本是无报酬的，即使有报酬也是较低报酬，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进行农村扶贫时更能摒弃形式主义和政治噱头．为农村扶贫带来更加见效的扶贫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重效率、轻公平使得我国的财富倾向于部分群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现象．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不健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在农村更是普遍，因此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趋势。非政府组织因其民间性，可以更好地了解这类情况。同时，其自身的自愿性、公益性也为农村扶贫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对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强调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控制、计划和决策作用，而忽略资源所在地的社区在资源保护及利用中的地位。然而，实践证明，政府集权管理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比如设计方案不符合当地情况，实施过程效率低下，高额的管理及监督成本，以及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腐败问题等。在政府主导的发展途径中，农村社区和农民被视为政府政策和投资的目标及受益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在缺乏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情况下．社区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很难真正确立起来，同时由于政府各部门间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投入到农村社区中的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银行为先导的国际机构开始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倡导并积极探索社区自主型发展的新途径。
目前，社区自主型发展(CommunityDrivenDevelopment，简称CDD)模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了运用。这种模式以更经济、更有效的形式实现了资源的传递、基础设施的提供，保证了妇女和穷人的参与和受益，是很多国家实现赋权社区、开展减贫工作的重要工具。据统计，过去五年，世行CDD的年度投资量从10亿美元增加到20亿美元，占业务总览的10％，每年投入16亿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15％。使用社区自主型发展资金项目的数量增加了35％，从89个项目增加到120个项目。十年内，世界银行在57个国家资助了108个社区基金和类似的需要驱动和多部门项目。迄今为止。世界银行的社会基金资助额已达37亿美元，全世界10万多个贫困社区已从中受益。
而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几个阶段，为了克服以往模式的不足，社区自主型发展途径在中国扶贫领域开始了其试点进程。
2010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启动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合作开展的第5个大型综合性扶贫项目，项目总投资10．87亿元，项目覆盖河南、重庆、陕西三省(市)25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区)，12万贫困户、48万贫困人口将直接受益。这表明，CDD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已经在我国的扶贫项目中得到了初步推广。
“社区自主”的扶贫理念是指，项目资金直接拨付到社区，资金的控制权直接交给社区，社区居民自己民主选举管理人员，成立监督小组．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向社区汇报，避免资金的浪费。
人的能力建设可以作为对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是否有效及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不断提高社区和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才是硬道理。将项目决策权交给社区，由自然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项目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组织、管理和后续维护等；应从原有的能力开始，不断培养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将社区发展变成一个社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过程。充分赋权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自我决策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和意识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社区主导型发展扶贫试点项目充分尊重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在项目评选过程中，社区协助员、党员骨干分子、社区监测小组成员、妇女代表甚至普通居民都可以旁观，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此外，国际计划负责独立监测，项目监督小组负责内部监督，资金管理中的账户、存折、密码三者分离等制度安排，确保项目始终在权力制衡中得以推进，从而保障了资金安全和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和管理模式加以推进。
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中。社区组织充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居民则是决策者、行动者和受益者．从理论和运行规则上都确立了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一切项目活动都是以居民的最终决策权为依据的，同时居民需要在社区发展的规划、实施和监督中最广泛参与。社区组织根据社区发展需求将居民组织起来，充分整合社区资源，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根据相应程序选择社区发展项目活动，同时按照规章制度实施项目方案。
在CDD模式中，制定贫困地区的扶贫和发展规划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利于集中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