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县
根据下列文字资料回答101～105题。
甘肃省酒泉市是我国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2004年全市棉花种植面积达到66.O6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35%。棉花已成为带动酒泉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已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手段，已成为促进县城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棉花生产有了较快发展。棉花种植面积由1983年的10.54万亩发展到2003年的58.74万亩，增长4.57倍，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由1983年的6.45%上升到2003年的30.8%；棉花总产量(皮棉)由1983年的0.65万吨增加到2003年的6.67万吨，增长9.26倍。通过多次更新更换优良品种，大力推广地膜覆盖、双株双层、化学调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棉花单产的提高。1983年棉花平均单产为61.67公斤/亩，1993年为76.62公斤/亩，2003年达到113.55公斤/亩。20世纪80年代初，全市五个农业县(市)有40多个乡(镇)种植棉花。随着种植结构不断调整，棉花生产逐步向气候条件适宜、种植基础好、产量水平高的优势区域集中。2003年，金塔、敦煌、安西三个植棉县(市)的棉花种植面积之和分别占全市和全省棉花种植面积的92.53%和75；02%，总产量分别占全市和全省棉花总产量的91.25%和77.02%。
第101题酒泉市2004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1983年约（）。
A．少25万亩
B．少45万亩
C．多25万亩
D．多45万亩
根据上述资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2004年酒泉市全市棉花种植面积高于2003年
B.1983年至2003年间，酒泉市棉花平均单产增长接近1倍
C.2004年酒泉市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低于2003年
D.金塔、敦煌、安西三个植棉县(市)的棉花平均单产高于酒泉全市的棉花平均单产
材料一地处江西东部山区的乐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几年前全县有数十万贫困人口；长年来，贫困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当地政府的重要问题，农民人均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乐安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8℃，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5℃，7月最热，平均气温为29℃，全年无霜期271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659～1930毫米，昼夜温差大，水资源丰富，这些都为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理想的气候条件。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该县1998年从福建引进双孢蘑菇，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实验性的项目，种植面积只有10多亩。第一批蘑菇获得了巨大收益后，种植规模开始逐渐增大。2003年在县委、县政府引导扶持下，成立了“乐安县蘑菇产业协会”，帮助蘑菇产业的发展，而今，乐安县已经成为全省最大的双孢蘑菇生产基地。
然而，随着面积的逐年扩大，新的问题也开始困扰着广大菇农：一是菌种质量不稳定，产量持续偏低，加工简单粗放；二是木材消耗量过大，一亩大棚消耗木材50立方米以上，成本高不下；三是销售渠道窄，仅靠牛田镇傍安村的蘑菇协会销售鲜菇，加工能力不足，菇农销售成本相对较高。
为解决这个问题，乐安县提出要有针对性地走节约型发展的路子，引导蘑菇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该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拨出20万元专款，用于解决蘑菇生产经费和聘用技术员，开展新技术培训，制作生产流程图，还帮助种菇能人邹炳锦创办了年产50万瓶菌种、加工能力达100吨的“锦达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蘑菇生产“五统一”，即统一种植品种，统一供应菌种，统一技术流程，统一商标品牌，统一收购价格。此举不仅提高了蘑菇品质，而且菇农滞销的蘑菇也有了加工场所，大大降低了销售成本。
此外，该县从广西、福建等地高薪聘请了两名技术员，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地栽蘑菇技术，逐步淘汰原有的消耗大量木材资源的大棚蘑菇，乐安县农业部门选准生产周期短、见效快，稻草等原料可就地就便取材的蘑菇产业，积极引导当地农民利用废弃的稻草培育蘑菇，推广地栽蘑菇，逐步淘汰原有的消耗大量木材资源的大棚蘑菇，新的种植方法不仅省工时、省配料、省木材，而且蘑菇品质好、效益高。
江西省乐安县逐步形成了“农户＋基地＋龙头企业”的蘑菇产业链，成为全省最大的双孢蘑菇生产基地，菇农年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目前，蘑菇已成为种植乡镇的主导产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劲助推器。
材料二回顾江西乐安县蘑菇产业发展之路，无论是增收农民还是各级领导，都不难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科技投入无疑是该县蘑菇生产发展壮大的关键。蘑菇刚刚引进乐安县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期，附近农民看到蘑菇的收益丰厚，纷纷投入蘑菇种植之中。但是由于对种植技术的认识不足，很多菇农种出的蘑菇质量很差，不但没能够达到预期的收入，甚至还损失了成本。
在县蘑菇产业协会的推动下，该县将提高菇农的生产技术作为发展蘑菇产业的首要问题来抓。先后邀请省农科院微生所研究员到各产菇乡镇巡回作现场讲课、指导，举办培训班，培训协会会员、菇农和村组干部4000多人次；聘请3名福建、广西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协会技术人员包户指导，帮助菇农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经常组织会员相互交流学习种植经验或外地参观学习，提高蘑菇种植水平；编印蘑菇生产技术规程手册、蘑菇生产简报。通过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提高了菇农的蘑菇生产技术、产量、质量和效益。县科委还及时地编写了《食用菌实用技术丛书——蘑菇篇》一书，引导菇农学习生产技术。后来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编印了3000多份蘑菇生产技术流程图，菇农按该图操作更加直观便捷。县食品研究所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以推动食用菌产品的更新换代。
近年来，该县还同南昌大学、省农科院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协作关系，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该县蘑菇协会经常组织人员到长沙、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进行市场调研，摸清市场行情，帮助菇农落实产品销路，签订产销合同，解决了菇农后顾之忧。与此同时，该协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宣传促销活动，使乐安蘑菇在长沙、南昌、漳州等地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使蘑菇销售由外出推销变成客商上门下单。为了进一步促进蘑菇产业的发展，使菇农放心发展生产，协会还引进福建客商到县里投资兴办蘑菇加工企业，组建了市级龙头企业——乐安县锦达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盐水蘑菇600余吨，使公司、协会、菇农联为一体，增强了驾驭市场的能力。
根据给定材料的内容，以××县农业科学技术委员会名义，写一份学习乐安县发展农业的报告，并呈送上级新门参阅。
要求：符合公文写作要求，概述全面，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500字。
（十） 【给定资料】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Z县甲村1组。Z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Z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年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完全实施。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甲村1组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Z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但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城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际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艰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万～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其中也出现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路井镇乳阳村1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1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该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2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2003年8月，Z县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距离县城10公里的乙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的6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了大裂缝。2008年，Z县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6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数量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搬迁建房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按当地政府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1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7500元，部分原来的老房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解。张姓村民反映，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就是6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1万元反而缩水成了7500元？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解释称，国家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计算，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1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以工代赈办曾要求全数退给农户，但由于乙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村上事务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与乙村补助款“缩水”不同，在Z县丙村、丁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丁村村委会甚至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补助款变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Z县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移民搬迁中各种具体问题，从Z县主管部门的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 （2）建议措施具体可行； （3）不超过900字。
（十） 【给定资料】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Z县甲村1组。Z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Z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年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完全实施。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甲村1组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Z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但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城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际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很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万～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其中也出现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路井镇乳阳村1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1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该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2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2003年8月，Z县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距离县城10公里的乙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的6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了大裂缝。2008年，Z县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6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数量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搬迁建房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按当地政府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1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7500元，部分原来的老房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解。张姓村民反映，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就是6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1万元反而缩水成了7500元？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解释称，国家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计算，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1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以工代赈办曾要求全数退给农户，但由于乙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村上事务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与乙村补助款“缩水”不同，在Z县丙村、丁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丁村村委会甚至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补助款变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Z县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移民搬迁中各种具体问题，从Z县主管部门的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 （2）建议措施具体可行； （3）不超过900字。
案例江苏“四小龙”腾飞探秘
被称为江苏省“四小龙”的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4个市，曾是“苏南模式”的主要代表，对集体经济有着特殊的感情。伴随着旧有模式的打破，虽然这几个地方文化相似，地缘相近，但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思想解放释放了巨大潜能
乡镇企业曾是苏南经济的基石，也是苏南人的骄傲。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模式中，苏南个体私营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问没有多大发展，潜能爆发不出来。1998年，就在不少人仍陶醉于“苏南模式”时，浙江乡镇企业的主要指标全面超过江苏。
桂冠的失落，惊动了全省上下。苏南人放下架子，奔赴浙南等地“取经”，对自己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认识到主要差距是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滞后。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逐渐成为苏南各县的共识。张家港先后进行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不少企业厂长反映，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据这4个市的负责同志介绍，其乡镇企业都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像对待外企一样，苏南各地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催生出万千个私营老板。个体私营经济的崛起与勃兴，成为“四小龙”一道新的亮丽风景线，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引擎。
善抓机遇找到了经济腾飞的跳板
江苏“四小龙”的许多干部，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抢抓机遇是启动发展的钥匙，实现飞跃的跳板。谁能抓住机遇，一步主动就可能赢得步步主动；谁错失机遇，一步被动就可能导致步步被动。
要实现率先发展，离不开地区争先，企业争先，人人争先。就县域发展而言，江苏“四小龙”都至少抓住过一次较大的发展机遇：江阴抓住了企业上市融资的机遇；昆山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张家港抓住了企业改组改制、做大做强企业集团的机遇；常熟抓住了商贸兴市和较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机遇。
就企业发展而言，江苏“四小龙”的许多企业家更是抢抓机遇的高手。经常到这些地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什么时候到这里，映人眼帘的都是热气腾腾的场面。人们时常抱怨，现在搞什么，什么多，为何在苏南人眼里总是商机无限呢？
江阴市澄兴磷化工集团是一家多年来始终昼夜不停产的村办企业，电于产品供不应求，他们又四面出击，北到天津、连云港，南下昆明、遵义，进行收购兼并、投资办厂。公司董事长李兴告诉记者，他们的市场完全是“抢”出来的。1996年，他们从海关的资料获悉，从国外进口的饮料用磷每吨9800元，而国内才3500元1吨。巨大的利差，促使他们下决心揭开其中的奥秘并抢下这块肥肉。通过一番周折，他们弄清了买主原来是可口可乐公司。经过3年多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终于满足了所有要求，成为向其提供食品级用磷的唯一中国厂家。
“四小龙”四条路
江阴市去年财政总收入68.6亿元，比上年增长52%，被称为江苏省的“第一财神县”。他们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二百五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全国同行业的“龙头老大”。这里拥有的国家级企业集团在全国县市中名列第一；这里有8个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至于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的“单打冠军”就更多，被称为“江阴现象”。
市委书记王伟成介绍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当乡镇企业还处于“火红的年代”的时候，江阴市的领导就认识到短缺经济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狠抓“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技改上水平、管理上效益”。上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又较早察觉到了资本经营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的发展要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实施资本运作，再以资本运作获得的利润投入产品经营，这样才能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超常规、裂变式发展。他们由于“醒得早、起得快、跑得稳”，企业上市一个成一个，上准一个带动一批。目前，这个市已有14家上市公司，被称为“华夏A股第一县”。去年，在全国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江阴市名列第一位。
与江阴不同，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在苏南第一轮大发展中，紧靠上海的昆山并没有“显山露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走出了一条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昆山之路”，接连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全国唯一自费创办的国家级开发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在全国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昆山市名列第四位。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就经济基础而言，张家港论工业不如常熟，论外向型经济不如昆山，论私营经济不如吴江。1992年初，张家港瞄准周边先进县（市)，提出了“工业、外贸、城市建设争先进，各项工作创一流”的奋斗目标。这种“公开叫板、明枪交战”的锐气，犹如一粒石子激活了苏南经济的一池春水。在全国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张家港市名列第三位。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殷实的群体。目前，常熟市的私营企业累计数、注册资本金、固定资产投人等多项指标居全省第一。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与特色，是常熟市私营经济快速崛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常熟人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1985年，市委、市政府根据这一优势，办起了招商城，打起了“商贸兴市”这张牌。经过几年的发展，招商城从最初的马路市场壮大到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商品交易额连续7年超过100亿元。一个以常熟招商城为依托、以农贸市场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骨干的投资多元化、商品多样化、层次多极化、全方位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全国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常熟市名列第二位。
“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启示人们，县域经济的活力来自符合本地实际的思路，来自特色所产生的竞争力。目前，他们正大胆改革，扬长避短，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材料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据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百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的公民科学素养。201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新途径供给，根本途径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学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文件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到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从2004年提出“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的增加预算内农业科技投入”；2005年“抓紧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006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2007年“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2008年“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2009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2012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2011年“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到2012年将“农业科技创新”写入标题，并以半数以上篇幅重点阐述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中央已经连续9年将农业科技问题写入当年的1号文件。材料2:农业部有关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1号文件时说，与建设现在农业的新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突出表现为“三个不足”：一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不高，跟踪式、模仿式，甚至低水平重复式研究还比较多。我国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二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不足。推广能力落后于生产和农民需要，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三是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业科研缺乏领军人才，基层农技人员年龄老化问题突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对于今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该官员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科技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但是，从当前和未来发展看，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逐渐缩小。材料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科技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由“一五”时期不足20%，提高到“十一五”末期的52%，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最重大、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农业推广成为其中关键一环。种了50多年地的河北农民赵老汉，听到上大学的女儿告诉他2012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科技问题非常重视时还很迷惑，没有文化的他不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正在琢磨的是电视里播的小麦新品种为啥长的那么好，产量也比自家高。他打断女儿的话问道：“那明年俺想种电视里那个大麦穗的品种，能解决不？”横在赵老汉和他日思夜想的“大麦穗”之间的那道坎儿，就是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农业新科技推广，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在我国农村这还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农业部某副部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是一个短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5%左右。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大量农业科技成果不能应用于生产，只能停留在研究阶段的实验室成果阶段。据2011年河北省有关部门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河北省每年有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其中，受农户欢迎并得到积极应用的所谓“热烈成果”约占科技成果总量的10%，加上一定配套服务才能接受所谓“温型成果”约占总量的40%；另外，40%的成果属于农户不感兴趣、不愿接受甚至拒绝接受的“冷型成果”。材料4:杨翠明是河北省涉县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他对记者说，“我们主要是对农业进行推广和服务。话虽简单，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却没有那么容易。就拿优良种子的推广来说，原来是县里交给乡里，乡里先交给村干部试验种些，那还得好说歹说，因为谁都不希望在自家地里搞实验。”农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但当农民认识到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后，反倒让杨翠明觉得无奈了。据他介绍，当地农民经常为一些农业上的问题找他，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管理，如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他靠着经验还能进行指导，但面对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他无能为力。”主要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农技知识始终没有更新,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杨翠明表示，农技员普遍知识陈旧，不能及时掌握新的技术，“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农村土壤、环境的变化，一些新的病虫害防治问题让杨翠明也束手无策，令杨翠明更加尴尬的是，直到去年，技术站也没有增加相关技术设备对土壤墒情，作物病虫害等进行检测。杨翠明的农技推广站只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全镇19个村、8000多户、三万多亩耕地的技术服务。由于涉县地处山区，乡镇区域跨度大，农村服务范围相比平原地区更广，这些年来，杨翠明一直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壮大。“1990年技术站刚发展的时候有一批人，1996年又从大专院校分配来一批人，可1997年以后就没有新面孔了。”杨翠明感叹道，“一直是这几个快成老头的人负责工作。”让杨翠明感到力不从心的是，“镇里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养老、信访、包村、救济、粮食直补等工作都要参与，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来做本职工作。”据悉，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断奶、断粮”和“下放”等政策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推广机构被削弱和停拨事业经费，近1/3的技术人员离开岗位，导致农机推广体系受到破坏，尤其是造成了乡、村两级农业推广人员严重缺乏，即便是在岗的农技推广人员，往往也得花去70%左右的时间去做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或者身兼一些“经营性任务”。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站都表示“不太熟悉”、“不清楚”、“没主动找过”，即使有找过的也常常无功而返。材料5:广东省翁源县菜镇农技站站长陈云贤已经在乡镇农机推广20多年了，在他看来，没有农技站和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再好的农业科技也难以到达农民的手中。他认为，镇一级农技站是一座上联专家、下联农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农民科技需求有效对接的桥梁，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但是没有自有办公用房、没有试验示范基地、也没必要交通工具的“三无”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作为一个从事基层推广20多年的人，我只能靠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来维持工作。”陈云贤说，该镇是翁山县的县城所在地，也是一个农业大镇，但“我们站4个人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借别人的办公桌。”作为镇农技站的站长，他的工资有2000元左右，但是却基本没有工作经费，也没有配置必要的交通工作。“到田间地头都要开自己的摩托车，油费还要自己掏腰包，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我早就不干了。”“以前我们把杂交稻送到农民手中，农民也不要。”陈云贤说，很多农民你给他们讲农业科技，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去尝试新的技术。必须有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深入乡村，和农民交朋友，让农民信任你，再通过示范带动，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现在镇上98%的粮农都种植了杂交水稻，大部分农户都使用甘蔗地膜、水稻抛秧技术，这都是我们农技站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的结果。“但是全镇有农业人口6万多，农机推广者只有4个，要把新技术都普及到农民手中，根本就是不可能，只能做一点算一点。”说到这里，陈云贤有点无奈。他已经53岁了，但是却是该镇农技站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翁源县农业局张局长告诉记者，翁源是广东的农业大县，事实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翁源已经发展成全省重要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生产基地，翁源还建有粤北最大的蔬菜批改市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却出现萎缩。“1997年以后，全县的农技推广体系一直没有进过新人，部分地区中专及以下学历农技人员超过了40%。县、镇两级农技站一年的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这点经费分配到农技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最后，张局长强调说，不能片面强调市场化，只有政府转变观念，才能推动解决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瓶颈。近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1号文件时，强调了文件中“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提法是一大亮点。即在岗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要与基层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水平相衔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他抓住了基层科技人员多年期盼的关键问题，这对于长期工作在基层、奋战在一线、为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做出贡献的70万农业科技人员，无疑是相当大的鼓励。材料6:菜农韩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
材料1: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较差，经常遭受洪水、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平均每三年半就发生一次大的洪灾。多点域，突发性、毁灭性的址质灾害给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资料，2001年至2010年，陕南地区共发生地质灾害两千多起，造成590多人死亡或者失踪，直接经济损失460多亿元。2010年7月8日，特大暴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安康、汉中、商洛三市28个县（区）中，有24个县（区）遭受强降雨侵袭，受灾人数177万人。其中，因灾死亡73人，失踪121人，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大竹园镇七堰村灾害最为严重，道路、通信、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全部中断，全村22户78间房屋全部被冲毁，12人死亡、17人失踪。频发的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陕南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其发展。2010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在详细勘察陕西灾情后，下定决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进行搬迁，要让生活在危险边缘的群众长期摆脱自然灾害的困扰。
2010年12月7日，陕西省政府常务工作会议原则通过《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12年）》。该规划决定从2011年启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搬迁工程涉及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共28个县（区）。搬迁对象首先是受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或其他灾害影响严重的村庄，特别是要先把深山里居住条件最危险的农民搬迁出来，离公路超过5公里、人口规模过小的偏远村庄等也在搬迁之列。到2020年，搬迁居民总数将达到240万人，超过安康、汉中、商洛三市总人口的1/4，也超过了139.76万人的三峡库区移民规模。这些居民将按照城镇安置、移民新村安置、小村并大村安置和自主分散安置等方式选择新住宅建设用地，分期分批迁入新的居民住宅区。根据不同情况，每户居民将获得一定数额的财政补助。
材料2:
1990年，宁夏本省固地区一个名叫禹万喜的农民和几个同乡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家，准备迁往一个未知的新家。陪他们上路的只有一辆破旧的农用车和一张简陋的地图。西海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泾源、隆德、彭德、同心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那里是黄土高原绵延不断的丘陵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因“苦脊梁甲天下”而闻名于世。1972年，联合国将其划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区域。然而，却有众多居民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宁夏自治区开始对这里的居民进行搬迁。
40年来，陆续有80多万移民走出了西海固，禹万喜他们就是90年代的一批移民。但是，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西海固地区仍居住着100多万人，其中，近35万人因自然条件极度恶劣，交通极为不便而急需扶助。没有发展前途、发展潜力，只能过度索取，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持续的破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彻底摆脱贫困，2010年底，宁夏自治区党委决定实施《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宁夏将用5年时间，把中南部地区生存条件极差的7.88万户、34.6万人，搬迁安置到条件较好的近水，沿路、靠城地区。搬迁涉及宁夏山区9个县、91个乡镇、684个建制村、1655个自然村，计划投资105.8亿元。
材料3:
2011年5月6日，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工程正式启动。省委负责同志在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是省委省政府从全局和陕南县具有扶贫开发层面和经济发展层面的意义。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关键是要做到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作为领导干部，要始终对两个方面怀有敬畏之心，一是对人民怀有敬畏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可懈怠；另一个是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为此，有媒体在报道陕南移民搬迁时，就用了“第一次主动向大自然低头”这句话。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暂行）》规定，陕南地区搬迁安置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群众自愿；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整合资源、传承特色”，移民安置工作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根据搬迁规则，陕南地区共需投资1109.4亿元。按规定中“三四三”的补助方案，意味着陕南地方政府需支付360亿元-420亿元的补贴，其中半数需要市县一级财政自筹。这对地方财政收入仅10多亿元的陕南地区可谓压力巨大。为此，陕西省有关方面组建了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有限公司，其股东分别为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前者出资10亿元，后者出资20亿元，其余资金缺口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未来10年，该公司将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工作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配合陕南三市各级政府，以社会性和公益性为宗旨，以项目建设的模式，推进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同时，省政府将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对移民搬迁予以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扶持。
根据陕南移民搬迁的范围和对象，移民搬迁分为地质灾害移民搬迁，洪涝灾害移民搬迁、扶贫移民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和工程移民搬迁等五大类型，统称避灾移民搬迁。一位从事扶贫工作近三十年的陕南当地老干部感慨说，对于多灾多难的陕南地区而言，移民工程足以与废除几千年来的农业税政策相提并论。如果一切顺利，这可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它与以往单纯的扶贫救济不同，这一次是彻底搬迁，搬迁不仅仅是让群众改变居住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改变一种生活的方式。
材料4:
2011年5月，有媒体调查指出，新中国成立的60年中，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移民总数达到7000万以上。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今后每年仍将会有数百万人因地质灾害、生态环境、扶贫开发、城乡建设征地等成为移民。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一部专门的法律，对移民的管理机构、管理体制、移民搬迁的规划设计、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国际研究移民问题的某知名专家表示，移民活动对迁入区和迁出去的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生态环境与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等都有较大影响，将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相当一部分人群的生存状态。移民的生活、生产、就业、社会关系都将发生变化，原有的社会经济体系完全解体，需要异地恢复重建，绝非易事。迁移不当就可能导致灾害搬家；迁入地本来生态环境很好，迁入大量人口之后，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也可能会出现新的灾害。我国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操场严重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大量迁入，过度垦殖、放牧，导致原来的生态系统崩溃。
也有研究者主张，对于灾害，首要的选择不一定是移民，而是要建立一种灾害治理和管理的长效机制。要建立各类灾害普查、重点地区详查、风险评估、预测、灾中救援和应急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强化灾害管理和应急能力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某专家组组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移民、生态、地质灾害这三个问题最棘手，因为“这些问题是需要长期做工作的，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这三个问题又是性质不一样的问题。”
材料5: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乙县甲村1组。乙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乙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男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乙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以外的路井镇旁，但是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多点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事实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很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有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能交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