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市

我国建制市的行政级别共有()个层次

A.二

B.三

C.四

D.五

A.建制镇

B.建制市

C.集镇

D.县城关镇

A.小城市

B.中等城市

C.大城市

D.超大城市

E.特大城市

我国目前的建制市包括（）。
A.副省级市
B.县级市
C.地级市
D.直辖市

当前，我国设立在建制市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

根据人口规模，我国的建制市可分为

A.小城市

B.中等城市

C.大城市

D.特大城市

E.超大城市

我国目前的建制市，就其下级行政建制而言，分为辖区的市和不辖区的市，不辖区的市一般是（）。

A、县级市

B、地级市

C、副省级市

D、直辖市

A.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

B.全国范围内的直辖市和建制市

C.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D.城市规划区的村、镇(乡)

（）是20世纪90年代在原有建制市的行政等级中新增加的一个层次，虽然在宪法第30条规定的中国行政区划中并没有这一层次，但在我国市级行政区划中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代中国的“市”从行政层级的划分上来看是具有很大的差别和特殊性的，我们国家的建制市有省级的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他们的地位不同，对城市管理多承担的权限和职责也不同。

A、对

B、错

我国的城市为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达到一定要求，基础设施达到一定平，或有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特殊要求，并经国务院批准设置的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行政单元，称（）。

A、城市

B、城镇

C、建制市

D、乡村

下列关于镇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在我国，除了建制市以外的城市聚落都称之为镇。其中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达到一定要求，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并被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镇为建制镇，其余为集镇。

B、县城关镇是县人民政府所住地的镇，其他镇是县级建制以下的一级行政单元，而集镇不是一级行政单元。县城关镇是县人民政府所住地的镇，其他镇是县级建制以下的一级行政单元，而集镇不是一级行政单元。

C、镇是比乡高一级的行政单元

D、镇偏重于乡村间的商业中心，在经济上是有助于乡村的。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陈炯明（1875──1933）广东军阀。清末秀才出身。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13年国民党讨袁失败时下台。1917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3年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1933年在香港病死。

                                              ——摘自《辞海》（1979年版）

陈炯明早年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武昌起义后率部进占惠州，为广东独立作出重大贡献。1920年任广东省长，提出联省自治，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创立公办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私立学校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在经济建设方面，广东全省成立总商会，成立经济调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等等。陈还颁布了禁烟令，让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陈炯明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民主的省份，得到了全国的承认。

——据《重新认识陈炯明》（2014年11月7日香港《大公报》）

（1）依据材料，概括陈炯明的主要活动。

（2）为什么对陈炯明会有这些不同评价？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除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先生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先生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先生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l5公里。

刘先生老家在河南，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结婚。“由于准备马上要小

孩，就想起码也要买个两居室。虽然当时北京房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四环以内的房价我还是承受不了。想来想去，也只能在大兴这样的地方买房了。”令刘先生发愁的，远不止每天要“早出晚归”。“好的商场、医院、娱乐休闲设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时动不动就要往城里跑。”现在他正为儿子上幼儿园发愁，京城“入园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

2．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就会随之而来。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所谓“城市病”，是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等过度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产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来看，特大城市有许多优势。也正因如此，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中国科学院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忠说。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宜居的标准有很多，但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条“红线”：环境承载力。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之前，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类活动强度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之后，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人类活动强度均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诸多“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

3．上海高楼大火夺走了50多条生命；郑州自来水管发生7年来第10次爆裂，几十万人停水；北京繁华路段再现跑水、塌陷，……2010年的一系列新闻事件让我们把关注的视角投向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让我们居住得更安全？如何让我们的交通不要遇暴雨就瘫痪？如何让我们的地标建筑不要建了拆，拆了建？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人居环境中心主任侯京林认为，中国城市最脆弱的部位在于城市的规划管理。

时任国家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曾经在“2007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市长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城市总是出现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不顾实际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但对于城市的大多数规划制定者来说，却也有着颇多无奈，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是五年制的干部考核任免制度。五年内，必须见成效。

侯京林说，因为我们的干部任期是五年，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五年规划，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首先至少是三十年而不是五年。所以不能把城市重新修建盖了几栋楼、新发展了几个小区作为考核标准，所以这就造成了换一届政府就重新去修、重新花钱。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艺术家李延声说，我国1990年即颁布实施了《城市规划法》，2008年又正式颁布实施了《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本应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目前已有部分省市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和条例，从立法上对城市规划进行规范。但总的来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立法仍显滞后。

城市规划缺乏现实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在行政命令过分干涉的城市中，规划无法依靠自身所依据的理论或者意向来实现，受到多方面的行政干扰，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干扰。2010年l0月有媒体报道，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以楼盘挡住政府风水为理由，要求一栋在建楼盘停工。报道称，根据规划，在建的楼盘共三栋楼，当时已经建好了两栋，第三栋也建了三层。耗资两三亿的楼盘就因为领导的一句“挡风水”而险些一命呜呼。城市经济专家刘维新指出，行政干预过多也是我国城市实现科学规划的一个主要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到处是似曾相识的街道，“欧美风格”的小区，千篇一律的建筑比比皆是，火柴盒般的建筑密集，宛若“混凝土森林”。一些中小城市不结合本地人文、历史地理、景物等实际来制定规划，而是贪大求洋，舍近求远，搞大而全、高而空的规划，不结合自己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搞规划，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内陆城市模仿沿海城市，千城一面，功能设施配套不全。

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但相对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仍然滞后。按当年汇率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城市化率为43.9%。按照标准发展模式，1500美元左右对应的城市化率应在60%左右。按照工业化水平计算，2005年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达87.4%，韩、日等国同等工业化率对应的城市化率也都在60%以上，显然中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的发展既有赖于厂商聚集，又有赖于居民聚集，生产聚集效应和消费聚集效应同时并存。而中国现阶段，因为管理体制、用地政策以及现有利益格局的限制，跨区域发展受到限制，不少城市发展规模受到限制，既影响了生产和消费聚集效应的发挥，削弱了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动力，也成为现有超大城市进一步膨胀的因素。

各城市普遍盲目追求产量和总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和产出绩效相对被忽视。相对于第二产业，各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的动力普遍不足，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仍在39.5%左右变化。就产业的技术结构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总体上仍然沿袭传统的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企业研发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较低，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层次整体水平较低，也因此导致地区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地区间发展差距加剧。

5．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时空分布不均。如西北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6~8月的径流量超过全年的80%，耕地面积占全国60%的北方地区水资源量仅占15%等。据水利部统计，截至2006年，我国661个建制市中缺水城市占2/3，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年缺水总量达400亿立方米。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用水效率低下，水资源浪费严重，用水效率较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

我国幅员辽阔，但人均国土面积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可耕地不足。根据国家土地变更调查，2006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从用地结构来看，一些城市忽视城市环境质量提高，公共绿地、公共配套设施用地、住房用地不足或比重普遍偏低。从用地效率来看，由于土地管理体制的缺陷，建设用地开发混乱，浪费严重。同时，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逐年上升，近年来我国工业结构重工化趋势增强，生产性能源需求进一步增长。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汽车、空调等高耗能消费品消费增加，城市生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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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幸福感与经济发达与否或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尚无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规范并可量化的统计方法的情况下，关于幸福感调查的结果引起人们的争议也是可以预见的。其实，所谓“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相互比较而得出的主观感受，因而，对这类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地区排名大可不必过分看重，反而应该更加注重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实际成效。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的民生投入可以说是市民幸福感不断增强的坚实基础。幸福感还与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乡发展、生活便利与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011年，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发布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

件。也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2．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和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3．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 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一些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不可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

还有一篇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4. 2010年12月27日，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时还获得了最高荣誉奖——民生贡献特别大奖。包括杭州在内的成都、长沙等10个城市以及江阴、宜兴、长沙县等10个县级城市被评选为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无论发达城市还是发展中城市，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和人本化的城市管理，就能够给市民带来幸福。2010年的主题为“创造幸福、享受尊严”，评价指标涉及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等20多个方面。改善民生，增进市民的幸福感，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就在提升市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城市民生改善的活指标。

照理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应该越来越强烈，因为人们可能享受到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两者的天平很不容易平衡，有时候城市发展了，人们幸福感可能反而降低。关于城市幸福感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在这些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给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尽管杭州入围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单，但这些特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病症，值得未雨绸缪，早思良策。

5．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是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关心的是事关我们切身利益的民生信息。房价涨、菜价涨、油价涨，物价之涨节节攀升，物价顿时成了百姓的心头之痛；而房价，也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虽然国家出台了限购令等诸多调控措施，但成效仍然比较缓慢。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或许不一定是只降低物价就能满足，而是提高工资收入，让百姓有能力去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有尊严买得起也吃得起。国家在过去几年中，也相继提升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仍不能应对飞速上涨的物价。

“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局长”……方方面面都有“大头”罩着的败坏社会风气现象。我们现在面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各种问题都有腐败的影子，因此，只有“杀霸气、讲公平、凭识才”才能让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

对市民幸福感的持久关注，说明发展的视角从单纯追求经济功能，转向同时注重城市的生活功能。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是空穴来风。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则会受到伤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的GDP等各项数据上去了，但是人们并没有从这些增长的数据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6．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 %，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 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

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恰恰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一些问题。

7．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此种检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 %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